韩晗一家三口合影
长江日报融媒体5月16日讯（讲述人：韩晗）七十年前今天的祖父，一定会想不到，整整七十年后，他从未见过面的孙子，会回到他参加解放的这座城市工作。七十年前的今天，祖父作为解放军的一员，成为了这座城市在新中国的第一批建设者，七十年后的今天，我收到了武汉大学的调令，作为武汉大学的新进教师，在“资智回汉”的召唤下，成为了这座城市新时代的建设者。
记得祖母曾经告诉我，当年祖父他们的队伍准备进城时，祖父说了这么一句话：咱们不能在这里享福，是武汉需要咱们，就算留在武汉，也得继续干革命工作。
祖父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真的留在了武汉，连骨灰都安放在九峰山烈士公墓，与武汉的土地合为了一体，只是老人家一辈子并没有享过什么福，从查办新中国第一起药品安全案件开始，到1970年去世，为武汉的高等教育工作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因此，我们家三代人，真的就在这座城市扎下了根，这一扎根，就是七十年。
人活七十岁，叫古稀之年。但对于人类文明的历史来说，则是弹指一挥间。当然，这似乎不太适合中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似乎从未有过这样的七十年，翻天覆地、沧海桑田的变迁，让一个国家以及在这个国家中所有的城市、乡村，都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巨变，当然，这包括武汉。
我是一个没有籍贯的人，祖母是沈阳人，祖父籍贯河北，但却在北京与家人一起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光，后来又在河北参加抗日战争，于是又南下到湖北。祖母告诉我，祖父常说一句话：“我不是哪个省的人，我是中国人。”
祖父这句话，成为了当我被问起“是哪里人”时的一种回应，因此我的籍贯非常模糊，但并不意味着我是没有根的人，我始终相信，祖辈们的情怀与记忆一定会以某种形式流传在我的血脉里。
因为职业的原因，我对城市文化非常敏感。众所周知，武汉城市文化建设一度落后全国，记得多年前《读者》杂志曾向我约稿，我曾对武汉的城市文化建设持批评态度。但这些年来，因工作需要，全世界我生活过的城市不少，去过的城市则更多，对武汉逐渐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一座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工业名城，能像武汉这样跻身世界级都会城市的，全世界不会超过五个。特别是武汉这几年的蝶变，让我尤其感慨，去年《同舟共进》杂志又向我约稿谈武汉，我当然不吝溢美之词。爱之深，责之切，恐怕就是我对武汉的深厚情怀。在全世界，还真没有哪所城市能够让我写两篇态度完全不同的文章。
六年前，我从武汉大学博士毕业之后，那时谢绝了家乡多所学校的挽留，执意要走出去看看。出走的这几年里，忽然变成了一个对武汉极其思念的人，距离产生的美，是一种相互的凝视，也是一种审美。当我看到堪培拉的格里芬湖时，我会想到武汉的东湖，而当我站在贝尔格莱德米哈伊洛大公街的街头时，我竟然会想到武汉的江汉路，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受。这时我发现，武汉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我的家乡，成了我梦之所系、心之所想的地方。不知是祖父的召唤还是内心的驱动，抑或是武汉正处于用人之际的感召，最后终于作出决定：回到武汉。
一个人最难忘记的城市，是自己有着深厚生活记忆的城市。整整七十年后，我不但回到了我祖父曾经解放过的这座城市，更以引进人才的身份，回到了祖父为之工作到最后一息的武汉大学——这也是我的母校，似乎一种难以言说的奇妙缘分在我和祖父之间。我想，这也是祖父在另一个世界的期望吧。
我没有见过我祖父，但是祖父那句话犹言在耳：“咱们不能在这里享福，是武汉需要咱们，就算留在武汉，也得继续干革命工作。”
这是祖父对自己的要求，也是穿越七十年对我的嘱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