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郑州，张女士说她从04年开始献血献了九年，2018年张女士的母亲有病需要用血，国家有政策亲属可以免交或减免一定费用，可血站非得要求张女士证明张女士母亲和张女士的关系。
张女士把所有的证明都拿出来了，但是血站还是不认。河南电视台@小莉帮忙 记者来到红十字血液中心，经协商，负责人核实后表示可以给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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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是北京市民陈先生的一句感慨。听起来有些好笑，却是他的真实遭遇。
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需要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可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在陈先生为此感到头大时，有人指了一条道：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可以开这个证明。先别说派出所能不能顺利开出这个证明，光想到为这个证明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头疼恼火：“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而更令陈先生窝火的是，这一难题的解决，最终得益于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就不需要再去证明他妈就是他妈了。
陈先生的遭遇，并非孤例，很多人在办事过程中遇到过类似令人啼笑皆非的证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要证明你没买过房……这样那样的证明，有的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让人东奔西跑还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证明？近日，本报在《关注改革“最后一公里”·聚焦社区治理》的报道中一针见血：证明过多过滥，除了审批事项太多外，还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但同级职能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说白了，就是要审批的事项很多，可谁也不愿担责。笔者办事就曾遇到过“部门A说需要部门B的证明，而部门B说没有部门A的证明我用什么来证明”，就像是你要给我蛋，才能孵出鸡，而我说你要给我鸡，才能生下蛋。这样的僵局，往往托人能打破。
然而当我们对一些证明感到不可理解，去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这个证明，得到回答往往是“就是这么规定的”。诚然，必要的证明是应该的，但花点钱、找找人就行，或者在没有知情权的社区盖个章也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实不少证明并非非要不可。因此，各级政府部门有必要结合简政放权的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地对需要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事项进行梳理，能免的就免、能简的就简，从源头上减少对证明的需求。
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化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和便利。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当务之急需要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让公民基本情况实现共享。这样，老百姓就不会再为各种证明四处跑腿，更不会出现“需要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