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朱明远与父亲朱光亚
人物简介
朱光亚，武汉人。1924年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幼年随父母迁回汉口。1938年武汉沦陷后，朱光亚前往重庆，1941年考入西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1942年转学西南联大物理系；1949年秋，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获博士学位；1950年取道香港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1956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这年，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1959年开始将全部精力投入核武器研制工程。1967年6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被选聘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1年2月26日于北京逝世。
对话背景
为纪念朱光亚诞辰95周年，武汉科技馆已连续展出两个多月的朱光亚生平事迹展。
作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朱光亚一向被认为是“最晚解密的两弹元勋”。但历史不会忘记这位为共和国奋斗终生的功勋者。10月1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仪式上，朱光亚之子朱明远就带着父亲的照片，坐在第二台礼宾车上驶过天安门广场。
在儿子心里，朱光亚是一个怎样的人？近日，本报记者独家对话朱光亚之子朱明远，听他讲他眼中的父亲。
小时候见过父亲的一个假工作证
记者：除了国庆阅兵仪式上的致敬方阵，“国庆档”影片《我和我的祖国》里的“相遇”篇，也让很多年轻人感受到了当年核工作者的不易。在您小时候，父亲的身份是公开的吗？
朱明远：我们小时候是真的不知道父母亲都是干什么工作的，只知道他们的工作场所在西北。我曾经在家里看到过我爸一个工作证，照片是他的，名字却是“朱冬生”，上面单位、职务写着“青海综合机械厂副厂长”。当时我问他怎么有这样一个证件，他也不说话，就给拿走了，后来我再也没见过这个证。
对他的老朋友他也从来都是三缄其口。我爸在密歇根大学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们叫他高伯伯，高伯伯回国后是清华无线电系的教授。我记得1967年十一，清华大学放礼花，我们就去高伯伯家看礼花。正吃饭呢，电视里播公报，说氢弹成功什么的，高伯伯问我爸，“这帮人到底哪儿的？”我爸就摇摇头说“不知道”，“可能是某个研究所的。”其实他自己就是干这个事儿的。
记者：你们就没猜出来过吗？
朱明远：后来猜出来了。当时九所（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简称）有家属院，我们院里所有孩子都是这个状况，父母亲工作场所都在西北，我挺多同学的父母成年累月都在青海那边工作，外边院的小孩管我们院叫“寡妇院”，因为一般只看到妈妈。
我记得小学有一年放暑假，大家一起踢足球，聊天时说起自己父母到底是干什么的，结果有一个孩子就猜测说，不会是搞核试验的吧？因为家长都是物理学家。然后又推测，“是不是每次核试验，大家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北京？他们出差后不久，报纸上就出号外？”大家就觉得自己猜出来了。
那年冬天他冒雪送巧克力到幼儿园
记者：父亲跟你们的相处时间应该不多，那他会表达爱吗？
朱明远：他的爱是特别深沉的。大概是1959年，我对幼儿园唯一的一点记忆。那年冬天下雪，那段时间我爸去苏联了，正好幼儿园里爆发传染病，小孩们都不让回家了，圈在幼儿园住了几个星期。有一天下雪，午睡起来阿姨说，“你爸刚来过。”当时他也没叫我，就给我留了一大包苏联的巧克力糖，还有一双里头带毛的棉皮鞋。那包糖我发给全班小孩吃了好几天。棉皮鞋下雪天穿，特别暖和。
记者：长大之后其实也一样关心？
朱明远：上世纪70年代他其实已经算是个首长了，但经常骑个自行车就出去了，警务员都不知道。他自己去理发，回来路上经过小吃店就买点花生米、素什锦、豆腐，回家来我们一块儿吃。
我结婚的时候他送我们一部国产多功能录音机，附一张小纸条，除了祝福话语还写有机器的使用方法。后来那录音机坏了，他发现后悄悄拿走，修好了又给我们送回来，还是附一张小纸条，“使用时请注意轻按按键，已修好了你们试试看。”
他既不接受采访也不出回忆录
记者：很多资料里提到他的解密是最晚的，但其实解密之后，朱院士也很少接受采访谈自己。
朱明远：他对自己其实是很不在意的。解密后，记者如果要采访他，让他讲自己的故事，他肯定是不接待的。他只说别人的事儿，电视采访里头我看到过的，就有他谈邓稼先、郭永怀的，但谈他自己的，没有。
我还记得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人民日报》发了号外，整个北京城一片欢腾。老师就安排我们写作文。我在作文里提到向我国的科学家学习、致敬。我爸看了作文之后很严肃地说，核试验成功不只是科学家的功劳，“你去看看新闻报道是怎么说的，那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和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记者：资料里都说朱光亚是“出了名”的不爱说话。
朱明远：从我记事开始，他就不是特别爱说话。包括我们在家里聊天他也就听着我们说，笑一笑，顶多你说得过分了，他会说这不对，其他的他不发表意见。
2014年我回武汉探亲，我大姑姑说我爸小时候可爱说话了，街坊邻居都特别喜欢他。但其实我爸上班之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沉默寡言也好，深思熟虑也好，应该是工作给他带来的改变，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审视所有的决定、排查所有的疑点，万事周全之后再来表态重大决策。包括后来我听他周围的工作人员说，有时候开一晚上会他都可以一句话不说，就听。
我爸退休后我们也曾建议说，现在有时间了，可以写写回忆录了，这一生写起来一定很有意思。他听了总是笑笑。我觉得他可能永远保持着一颗科学家的心，就是从不回忆过去，永远向着未来。
（楚天都市报记者张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