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周磊
提要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访谈嘉宾
辛鸣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完整把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记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我们如何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
辛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一个整体，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国家治理的根本方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充分彰显了这一制度的鲜明指向。
经过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探索、实践、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确立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四梁八柱”，也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编织严密的“制度之网”，推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也不能凭空进行，一定要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说到根本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更加成熟定型，也必须进一步改革。但是这种改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不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什么是颠覆性的错误，就是在进行国家治理的过程中迷失了正确的方向。所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用13个“坚持和完善”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传递出极为明确的信号。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基础、实践品格、实践指向的深刻认识与科学定位
记者：全会给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我们如何整体性、系统性地把握这三个“是”？
辛鸣：这三个“是”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基础、实践品格、实践指向的深刻认识与科学定位。
第一个“是”，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契合了中国社会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仅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更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座突然就搬来的制度“飞来峰”，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第二个“是”，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品格。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以来做过诸多的尝试，像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这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所讲的，“我们中国人是很愿意向西方学习的，可学来学去总是老师欺负学生”，不仅不管用还更受欺侮。其实就算别人不欺负，也会水土不服，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怎么办？选择和培育适合自己、源于自己的制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20世纪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之所以能实现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之所以能迎来曙光，就在于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推动与保障下，中国社会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让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国家开始旧貌换新颜，不仅站了起来、富了起来，而且向强起来阔步前进。
第三个“是”，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指向。在制度哲学研究中有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制度非中性原则”，任何制度都有它的优势策略与偏好群体，同一制度对于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同的社会阶段会产生不同乃至大相径庭的绩效。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更需要什么、更重视什么、更珍贵什么、更希望什么，直接决定着这一国家、这一社会、这一群体对制度模式的偏好与选择。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我们要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一个曾经饱受异族列强欺侮、目前尚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到本世纪中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我们要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一个能彰显五千年灿烂文化、能传承五千年悠久文明、能把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分享、能用自己的软实力促进世界共荣共进的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这样一种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拥有其他制度不具备、做不到的独特的显著优势
记者：全会强调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为什么说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
辛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管用，就在于有其他制度不具备、做不到的独特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概括为13个方面，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本质属性到价值理念、从制度立场到制度目标、从制度绩效到制度运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立体画像，也是对“四个自信”的全方位展示。我们仅列举其中几个优势为例。
比如，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为什么中国社会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西方社会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路，创造出发展奇迹，实现了社会进步，就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一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能办成许多别的国家办不了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搞‘两弹一星’等靠的是这一法宝，今后我们推进创新跨越也要靠这一法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机理与运行模式决定了它可以形成强大的统一意志和组织力量，让全国成为一盘棋，把一切经济、政治、社会资源都组织调动起来，同心同德、同舟共济，上下贯通、统一行动，重点攻关解决难题，快速高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完成各种任务。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了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社会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有了“主心骨”、有了方向感、有了向心力；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有了党中央这个坐镇中军帐的“帅”，就能做到车马炮各展其长，就能做到“军民团结如一人”。
再比如，为什么中国社会能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能够规划长时段的奋斗时间表、发展路线图，就在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可以领导中国社会朝着认准的宏伟目标一以贯之地走下去。作为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信从容、行稳致远，全心全意致力于为中国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最根本利益、最长远利益而永远奋斗，让一个古老而沧桑、年轻而昂扬的国家在一代接着一代干、一棒接着一棒跑中不断实现一个又一个的伟大飞跃。
让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让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样的制度我们不仅由衷自信，更倍加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