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医学论坛报”（ID：CMT-zonghe），该文章已获得授权转载。微博平台@平安朝阳
导读
在一个医生年轻阶段所面临的压力是蛮大的。白天做临床，晚上写论文，半夜三更可能还要做实验。但同时，这也是他们人生中另外一个重要阶段，他们要成家立业，确实需要一种机制来呵护他们。
2020年1月20日14时许，北京市公安局110接报警，在朝阳医院门诊楼内一男子持菜刀伤人后逃离。朝阳分局民警在医院安保人员的配合下迅速将该男子（崔某，36岁）抓获。
目前，三名受伤医护人员及一名受伤群众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暂无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报道，伤者之一是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陶勇。公开资料显示，陶勇是眼科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上，不少接受过陶勇医生治疗的病人和病人亲属对其医术、医德大加赞赏，对凶手行为表示极大愤慨。
眼睛能看见所有的东西，但看不到它自己。给大家分享一篇刊登在《指尖上的光明》一书中，关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青年委员，中华老年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眼科学会青年委员刘堃医师的经历，让大家了解培养一名医生到底有多不容易。
“鸡汤”行医路
当医生对我来说是一个偶然。上高一的时候，我被评选为学校的学习标兵，老师让我做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深深地刻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为了理想而读书》。
当时，我们正好学到《纪念白求恩》这篇课文，课文里，毛主席评价白求恩大夫是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我读完便觉得医生很伟大，后来就写了一篇报告：为理想而读书，将来要成为白衣天使，要做白求恩那样的人。我的报告是当着全校千余师生的面做的，报告做完之后全场掌声雷动。我也在心里默默地将自己与医生画上了等号。
最终促使我走上行医道路的人是我的外婆。从小我就和外婆最亲，然而在我高考前夕，外婆生病了。现在我们知道杵状指是肺部肿瘤的临床表现之一，但由于当时诊疗水平有限，外婆被误诊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医生采用了大量的激素治疗，导致肺癌恶化，而等到确诊是肺癌的时候，人基本上已经不行了。外婆当时对我说：“要是你能早点出生就好了，我就能等到你医科大学毕业后来救我了。”外婆的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一天是1992年的1月5日。六个月后，我毅然报考了上海医科大学。
人们通常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博学，而对于医学生来说，“著作”几乎没有，要学的课本垒起来却比人要高。上医大的学习氛围非常好，四下弥漫着“比学赶帮超”的氛围，大家经常都是通宵在教室里学习。也正是由于这五年的勤奋，大学毕业以后，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后文简称“市一医院”）眼科工作。还记得张皙主任当时对我说：“眼科非常累，三年以后，你看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在市一医院眼科，不管是上级医生还是导师都是以教你知识，帮你成长作为出发点的。比如当时陈凤娥主任带我手术的时候，一开始坐在我旁边：“你大胆地开好了，有问题我可以立刻接手帮你。”然后过一阵子她觉得我手术技术“过关”了，就对我说：“你放心地开刀，我就坐在门口，你不一定看得到我，但是你随时可以叫得到我。”再后来，我考上了许迅教授的研究生，许老师总会在手术前对我说：“你放心，我就在电话机旁边。你有问题随时打电话，随时可以找到我。”就这样，导师离我越来越“远”，我的手术技术却进步得越来越快。我觉得人都是有“心魔”的，一个动作在你紧张的状态下做不好，但在放松的状况下，你就会把这个动作做得很标准、很完美。
在每个医生的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两种东西，一种叫经历，一个叫经验。在做小医生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经历，但只有当克服了“心魔”，再将这些经历融会贯通，才能把这些经历变为经验。在行医路上，能够遇到许迅、张皙、陈凤娥、叶纹等老师是我的幸运，他们是我步入眼科的良师，也是使我热爱眼科的益友。
从1997年进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样一个全国知名的眼科中心开始，21年来，我不断在磨砺自己。39岁正高、41岁博导，现在我当上了眼科中心的副主任。在不少人看来，我这一路算是“顺风顺水”。不过，为了避免将我的故事写成心灵鸡汤，下面我决定换个角度，讲讲一名医生光环背后的故事。
“医闹”三则
在医患关系并不乐观的今天，医生在临床工作中都或多或少地会遇到医疗纠纷。我是我们科遇到“纠纷”最多的人——因为我是负责处理眼科医疗纠纷的副主任。
在市一医院，虽然医务科有专职人员负责处理医疗纠纷，但由于医务科工作人员不了解各科室专业上的一些具体情况，所以每个科都有一个副主任来专门负责处理医疗纠纷。当医疗纠纷发生时，这个岗位也可以作为一个“缓冲地带”，避免患者与当事医生产生激烈冲突。此外，包括去“打官司”，去医疗鉴定也是我的职责。几年下来，感慨良多：一些医疗纠纷是由于患者胡搅蛮缠，而另外一些也确实是医生做得不到位。但在一些涉及诊疗效果的纠纷中，我心中感到一种无奈。对于医生来说，从走上手术台的那刻便已无法回头，而在面对疑难病例时，何去何从就像是遇到了分岔路口：走A路有A的道理，走B路有B的道理，却无法两全。
我曾碰到过这样一个病例，大概是在10年前，一个25岁左右的男孩子因玻璃体积血前来就诊。我详细问了病史，对他的侧眼做了一个眼底血管造影（FFA），推测可能是静脉周围炎引起的玻璃体积血。这时患者玻璃体积血已经两三个月了，必须通过手术治疗。但这个患者有比较严重的肺结核病史，刚刚结束了一年的抗痨治疗（抗结核治疗）。
我们当时给他做玻璃体切割手术，术后一般来说要用激素类的药物来抑制它的炎症反应和减少术后增殖性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我当时有些犹豫：心想，如果全身用激素的话，有可能会让患者的肺结核复发，所以只进行了局部的激素治疗。然而不幸的是，这位患者在术后两个月，出现了严重的增殖性视网膜病变。平心而论，对这名患者，不管是诊断还是手术等各方面的处理，我都已经尽心尽力。但是患者家属就抓住一点：术后未给患者全身用激素，就要去告我。
我还记得那一天，患者的母亲腿一盘，坐在护士站前的长椅上，用尽各种恶毒的语言咒骂我，整整骂了一个下午。由于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当时我心里非常自责，不断在想：这个小伙子才25岁就瞎掉了一只眼睛，自己当时对治疗方案的选择是否有错？同时，我的心里也非常恐慌，不知道如果官司输了，自己要赔多少钱……后来还是主任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说：“她每天来吵的话你也没办法安心工作，不如休息几天，我来跟他谈。”于是我就回去休息了几天。回来之后，主任说：“我跟他谈了，让他去告，到时候你去应诉就好了。这个患者的治疗，你没有做错。”
后来，患者家属去法院起诉，但几次鉴定下来，鉴定机构都认为医生没有过错，此事便不了了之了。但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医生有时候真的是很难两全的。比如这个患者，如果当时我给他用了激素，可能会造成他肺结核的扩散，那他可以来告我；我不给他用激素，他的眼睛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术后反应，他还是可以告我。
我该怎么办？我就觉得医生有时候真的很难抉择，就像在刀尖上起舞，看起来炫目，但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划伤。医生总是面临一个又一个的悖论，比如以前药物还比较单一，某位患者患有高血压，还患有哮喘，医生用了降压药会诱发哮喘，用了治哮喘的药又会把他血压升高，那这个患者要怎么治？如果患者死亡，又是医生不作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科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白内障手术后感觉视力不好，就一直在跟我们闹，要求赔偿。这个患者蛮“有趣”的，他不是说要赔多少钱，而是说让我们赔人民币25公斤。我问25公斤人民币是多少？他跟我比划说，25公斤人民币是200万。我们每次交班，他会跑过来，戴上自己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无良庸医，害我光明”。胸前还要挂一块大大的牌子，上面写着：“XX医生，害人性命，害人眼睛！”然后拄着根棍子，站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交班，他就穿戴好这套装备，迎来送往。
我觉得很滑稽，又有点同情他，就让护士长给他搬了个凳子坐。不想他这一坐就是两个星期。有次我对他说：“你这样挂着大牌子，戴着高帽子，是折腾你自己还是折腾医生啊？”他不理会，后来又闹了一阵子，可能是因为他每天医闹时精神都高度紧张的缘故吧，最后血压升高，不得不出院回家休养了。
我还遇到过一个患者，手术之后觉得手术效果不好，就不愿意出院。她的女儿已经出嫁了，家里就她一个人，她甚至把家里的房子租出去，搬进了医院住，把整间病房都霸占下来。她前前后后在医院整整住了两年，整天和医生胡闹。她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医院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还是给她吃饭、洗澡，给她应有的照护。
她呢，每天早上都会偷偷跑出病房，像放风一样出来锻炼身体，然后马上跑回病房——她不敢走远，她怕她一走保安就把她的东西清理出去，于是几乎就24小时待在病房里。病房里没有报纸，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可看。所以她除了一日三餐外在病房里唯一的“活动”就是睡觉。就这样挨到第二年，她终于忍不住了，只好自动要求出院。那时候她的房子已经租掉了，租户签了五年合同，不同意违约，她只好住到养老院去了。
走的时候她对我说：“其实这两年我的日子也是蛮难过的。我误听了我女儿的话，以为闹一闹医院就会赔钱。后来也一分钱没拿到。”我又好气又好笑，说：“其实这两年你挣了不少钱了，医院的饭给你白吃多少顿，澡也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了，分文不取。而且你霸占了我一个病房，医院少收治了多少需要住院的患者？”她听后讪讪地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我还有些自责，心想是不是话说得有些难听。因为仔细想来，其实这些人真的蛮可怜的，我想不通他们是为了什么要这样做。
行医不易
说起不容易，患者不容易，“医闹”不容易，医生也不容易。有时，医生的烦恼在其他人看来甚至可能有点“好笑”。
在我们科里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住院医生每天早上都要赶在主任之前，提前查好病人，准备病情汇报。有一次，科里一个住院医生非常苦恼地跟我说：“刘老师，您能不能晚些到？”我说：“为什么？”他说：“不好意思，您来那么早，我们不能比您晚。但我发现您一天比一天早，从7点半到6点50有时候6点半就到……”好嘛，人家受不了了。
医生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而女医生的压力并不比男医生小。我就碰到一个住院医生，一次特别一本正经地跟我说：“刘老师您不要嫌弃我。”我吓了一跳，赶紧否认。她说：“那您不要骂我。”我说，我不骂你。她说：“您不要不要我！”我实在忍不住了，问：“我为什么会不要你啊？到底怎么了？”她这才小心翼翼地说：“我怀老二了……”我长舒了一口气，说：“那我该恭喜你啊！”
确实，现在年轻医生碰到的困扰很多。现在的三级甲等医院、教学型医院或者是大学附属医院都要求多栖发展复合型人才，临床能力是最基本的，同时科研也要好，又要会讲课，又要情商高，对年轻医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医生年轻阶段所面临的压力是蛮大的。白天做临床，晚上写论文，半夜三更可能还要做实验。但同时，这也是他们人生中另外一个重要阶段，他们要成家立业，确实需要有一种机制来呵护他们。
一个医学生18岁念大学，5年本科，23岁毕业，毕业基本就是“失业”，那好，再去读硕士、博士，但就算是硕博连读，5年毕业后已经是28岁了。28岁了可以上班了吗？还不行，还要经过3年规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一下子就31岁了。
男孩子31岁，刚找工作，懵懵懂懂，一无所有，要讨老婆、要结婚，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票子……女孩子到31岁，就算结婚了也不敢生孩子。而且不管是在哪个工作单位，都将面临医、教、研的多重压力。再往后，3年升主治，5年升副高，最快也要到39岁了。
在人生最美好的前40年里，作为一个医生，不要说出人头地，基本上连生活都无法好好享受。所以学医真的是很辛苦的，社会上各行各业压力都大，但医生压力更大。
我想，从医学生开始到最终成为一名医生，能够一路走下来的大概也就占到三分之一。当时我们一个班的同学，在毕业20周年聚会时基本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还在做医生。
有些去了医药公司，有些做了医学经理，有些去搞科研，都做得非常好。有人觉得他们不当医生可惜了，但我觉得不可惜，比如说，器械厂家把机器搞好，手术时患者的创伤就能减小。我们眼科设备，从最初的19G玻切头，到现在的27G玻切头，从一台玻切手术以前要做两三个小时，到现在快的话20分钟就能完成，这也是一种对健康的守护。
当医生是守护，研发药品、器械也是一种守护。有人歧视做药品行业的，觉得他们是在卖药，骗病人钱，但害群之马毕竟是少数。“医”和“药”需要互相促进才能共同推动医学的发展，缺少了任何一方，大家就都只能闭门造车。无论是从事哪一种职业，只要是在脚踏实地地为人类健康服务，就称得上是毛主席说的那“四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