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汤炜玮 通讯员 许雄才
“判得好！”武汉市洪山区渔业村（现已改为渔业社区）居民吴燕（化名）得知该村原党总支副书记廖桂林案宣判结果后，拍手称快。吴燕说，原本可以提前住上还建新房，但因廖桂林在任渔业社区副书记期间，强行安插开发商加入“城中村”改造项目，致使补偿方案难以推进，导致“城中村”改造进程缓慢。新“两委”班子上任后，事情进展迅速。
渔业村的黑恶势力如何连根拔起？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访了相关部门。
秘密侦查兵分三路一锅端
2018年初，洪山区公安分局接到大量区、街转办及群众反映，廖桂林在渔业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中涉嫌强迫交易行为，而2017年初的两起聚众斗殴案背后都有廖桂林的影子。洪山区公安分局精选30余名民警成立案件专班，秘密、异地、夜间约见知情人，逐步掌握廖桂林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基本事实和主要团伙成员。
2018年3月29日，经过1个月摸排，60余名民警分三路前往廖桂林住所、公司等地实施抓捕，并搜查涉案物品，锁定证据。
2018年5月7日，廖桂林案第一批犯罪嫌疑人被检察机关依法批捕。
2018年5月22日，洪山区委政法委组织相关部门，在廖桂林涉案的青菱地区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现场会，通报案件情况，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督促其他涉案人员投案自首。
同时，专班民警深入走访居民、摊主等，又了解收集了廖桂林违法操纵换届选举、骗取数千万元拆迁款、垄断经营、收取摊位保护费、故意伤人等犯罪证据，该团伙4名犯罪嫌疑人迫于压力主动投案。
2018年夏天，廖桂林案最后一名涉案人员现身，洪山区公安分局专班民警老袁和同事追了3公里逮住对方，皮带全湿。
深挖黑社会“成长史”
“得知廖桂林一案因案情重大即将转至我们院审查时，我们提前介入。”武汉市检察院办案组成员陈砚龙说，经办案组讨论，主办检察官、武汉市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陈晓华果断决定引导公安机关挖掘廖桂林团伙“成长史”。
办案组确定了一名熟悉案情的公安联络员常驻检察机关办案。“每天将需要补充的证据通过联络员反馈给公安机关。”陈砚龙说。
通过不断收集汇总廖桂林团伙的所有涉案线索，该组织的“发家史”逐渐清晰明朗。更为关键的是，对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梳理分析，使办案组得以重新确立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的标志性事件：2007年高校聚众斗殴案和故意伤害致死案。
“上述两起案件标志着该组织已经正式成形，以暴树威，打出了恶名，并藉此敛财。”陈砚龙说，“之后，廖桂林开始向村两委班子渗透”。
“经过走访调查，我们了解到，其实不少村民都是受蒙蔽的。”陈砚龙说，廖桂林会经常请村民代表到自己公司吃喝，派发红包，村民婚丧嫁娶，他也去送情，村民普遍认为他为人不错。“其实，这不过都是收买人心的手段，他的目的就是利用、煽动村民上访闹事，将前任村集体负责人赶下台，再通过拉票贿选等方式，让自己和组织成员当选为村干部，从而掌控基层政权，谋取经济利益。”陈砚龙揭示廖桂林的用心。
办案组秉承客观公正原则，对每人都进行了详细的证据梳理和论证分析，正确区分每名犯罪嫌疑人的地位作用。
2019年11月28日，廖桂林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庭审持续了三天，网络直播关注量达3万余次，成为近年武汉法院庭审直播关注度最高的案件。
检察建议助力整治社会治理薄弱环节
“在廖桂林一案中，我们发现，作为基层管理者的街道办事处存在诸多问题：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中未依法、依规履行职责；对村两委的日常工作领导、指导不力；在城中村改造等重大事项的处理过程中缺乏主动作为，处置失当等。”该案综治负责人杨玲娜具体指出，“如在廖桂林不符合村两委候选人资格的情况下，放任其操纵选举，默认其和组织成员非法当选为村干部，助长了其恶名；在廖桂林操纵村民代表大会，擅自更换城中村改造项目合作企业，煽动村民上访过程中，放任事态发展，导致城中村改造项目进展严重受阻，政府公信力受损等。”
针对办案中发现的这些基层社会治理漏洞，为帮助基层政府健全村级治理机制，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助力构建良好的社会综合治理体系，武汉市检察院形成了一份检察建议，并送达洪山区政府。
一个多月后，洪山区政府作出了七千余字的回复，从加强组织领导，明确整改责任；坚持问题导向，整治薄弱环节；创新社会治理，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报告了整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