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补充10万余名新兵，有武汉市民捐出一栋房，湖北各界踊跃支援前线，捐资购买155架战斗机

□楚天都市报记者 周萍英 见习记者 张建林 摄影：楚天都市报记者 刘中灿 黄士峰 王永胜

位于辽宁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里，游客瞻仰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榜

抗美援朝纪念馆里的战场重现

李贻清老人讲述抗美援朝故事

一个小朋友在鸭绿江断桥桥头的雕塑前留影

时光荏苒，但中华儿女从未忘却7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从朝鲜战场传回祖国，传到战士们的家乡；“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伟大信念，在广袤的大地传扬。

前方，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舍生忘死、浴血奋战；后方，团结的中国人民把亲人送上战场、省吃俭用支援前线。飞机、大炮赶走“野心狼”，冲锋号里锻造出伟大的民族力量。

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荆楚儿女一年内报名参军人数达40万人，仅飞机就捐赠了155架。湖北省总工会、省妇联等单位捐赠的“湖北工人号”“湖北三八号”，在硝烟中翱翔。

40万人报名参军40万余人入伍

“哥哥戴着大红花、提着铺盖卷，坐上马车离开，我躲在大树后面悄悄地哭。”昨日，回忆起69年前的一幕，77岁的李贻清老人仍不禁泪湿眼眶。

1951年10月，李贻清8岁，在老家河北沧县上小学。一天夜里，他躺在被窝里，听到父母小声说话，母亲不停哭泣。

原来，他的二哥李元通响应号召报名参军，天亮就要出发。“那时候，小学生天天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都知道要同仇敌忾、保家卫国。”李贻清说。

第二天，当地五六十名新兵集中在一起，家属和乡亲们赶来相送，人山人海。年轻的准战士们已经换上了新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临时搭的土台子上贴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等宣传语。

欢送仪式上，上台发言的家长都鼓励子女勇敢战斗。李贻清记得父亲当时说：“我坚决支持我儿上前线打美国佬，只要战场上打不死我就高兴了。”

仪式过后，准战士们提着铺盖卷跳上马车。三匹马拉一辆车，一辆车上坐6个人。马车出发，铃铛一响，亲属们放声大哭。“我母亲追着马车到了村外，看着马车远去，我抱着一棵大树大哭。”李贻清回忆。

送走亲人，大家格外关注前线传来的消息。有时听说美国飞机多厉害，有时听说中国打了胜仗。第二年，同去的一名战士牺牲的消息传回村庄，李贻清和家人更是忐忑不安。

三年后的一天，有人到学校告诉李贻清：“你哥哥回来了。”他飞跑回家，看到哥哥好端端坐在炕上，全家人抱头痛哭。战争中，李贻清的二哥丧失了听力，终身未娶，直至几年前去世。

40多年前，李贻清成为话剧演员，来到武汉定居。他参演了数十部电影，其中，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抗美援朝的《铁血大动脉》，让他印象格外深刻。借此契机，他来到了哥哥当年进入朝鲜的地方——辽宁丹东。

“我哥哥只是一个缩影。抗美援朝期间，送亲人上战场的画面，在全国各地上演。”李贻清说。

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邹东山介绍，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11月，湖北省先后扩充兵源18万余人，其中10.4万名新兵补入部队。抗美援朝期间，湖北共有成建制的3个师、7个团、2个师部直属队和7个暂编团编入志愿军序列，开赴前线作战。此外，湖北省和武汉市还先后组织了17批志愿医疗手术队赴朝。

有武汉市民捐一栋房支援前线

“愿将自置房屋作抗美援朝之资聊表爱国之意。”近日，湖北省收藏家协会文献分会会长肖琴学，向楚天都市报记者展示了一份特殊的史料。

在这张薄薄的信纸上，一名叫陈甦的武汉市民向抗美援朝武汉分会申请，将自己的一栋房屋变卖，充作抗美援朝资金支援前线。

据公开资料显示，1951年5月前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的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慰问结束回国后，反映了志愿军遇到的困难情况。但当时的中国，正面临抗美援朝和国内恢复重建的双重压力，财政负担很重，已无法拨出更多款项购买作战所需的武器装备。

1951年6月1日，中共中央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按照当时的捐献办法，捐献15万元计为一架战斗机，25万元为一辆坦克，9万元为一门大炮。各地捐献的武器装备，都冠以捐献单位的名字。而1951年，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仅为33元。

勒紧裤腰带捐献物资支援抗美援朝，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公约运动，在全国掀起高潮。

湖北省档案馆资料显示，1951年6月17日，湖北省委发出《关于捐献飞机大炮的指示》，号召社会各届自觉自愿捐献。

陈甦就是众多捐献者中的一位。“从申请书来看，这位叫陈甦的市民至少有两处房产。他捐献的是地段较好的江汉三路的一栋房子，自己则住在汉口洪益二巷四号差一点的房子。”肖琴学说。

工人捐出生产奖金买飞机大炮

有人出人，有粮出粮，工厂是战场，机器是刀枪。随着抗美援朝的开展，人民群众把满腔的爱国热情与岗位工作相结合，积极投入制订爱国公约、开展生产竞赛运动。

1951年9月8日，湖北省抗美援朝分会发出《告全省人民书》，提出“抗美授朝，增加生产”的号召，并到农村、工厂、机关、街道、学校等，订立爱国公约。全省订立公约的地区、单位和人员达90%以上。

在湖北农村，按照要求，农民每人増产粮食10斤、捐献3斤；工人积极生产，捐献超额奖金；工商界改善经营，多盈利、多捐献；文教界及学生适当节省零用钱，进行捐献。

鄂州市博物馆曾展出一张老照片中，谈润泉夫妇与两个幼子合影，面前整齐码着一些银元。照片注明，谈润泉是手工业工人出身，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后来开了一家秤店。为支援前线志愿军，谈润泉夫妇主动捐献12年的积蓄，包括1177块银元和2.26两黄金。

湖北日报1951年10月21日一版以《把生产超额奖金拿来买飞机大炮打美国狼！省农具制造厂工人掀起增产捐献运动》为题，报道了湖北省农具制造厂朱成春小组的故事。

当年，朱成春和工友们得知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后，非常兴奋。此前，他们已经捐出了所有的现金，这次听说是捐飞机大炮打美帝，大家纷纷表示要捐出自己的工分。

朱成春对大家说：“咱们工人还是要从生产上着手，多生产，多增加收入，用来买飞机大炮！”大家订出生产计划，提高生产效率，全组除了保证每个月抽出一天义务劳动、将加班费全部捐献外，还提出“加紧生产，争取超额，把超额奖金用来买飞机和大炮，打垮美帝”的口号。他们还建立了废品登记表与废品板，上面用红笔写着几个大字：“废品是美帝，坚决消灭它！”

在湖北各地，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精神，化作了热火朝天的生产行动。武汉市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号召，踊跃捐款捐物，不少市民捐出了全部积蓄和珍藏的金银珠宝等。

资料显示，仅武汉市妇联就发动组织了25万名妇女，生产棉军服94.64万套、军需装备303.8万件。

陈伯华着单衣风雪中表演汉剧

抗美援朝总会的“捐飞机、捐坦克”号召，也得到了全国各界知名人士的响应。例如，豫剧大师常香玉捐赠了一架苏式米格战机。

1950年，时任西安剧团副团长的常香玉，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和嫁妆。她还说服剧团成员，卖掉了剧团唯一的运送道具服装的大卡车。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支援抗美援朝。

1951年8月，常香玉开始全国巡回义演。为了筹措更多款项，她每场都要演出三个小时，场场观众爆满。有人劝她，她至少要演200场，才能凑够买一架战斗机的钱，不如改捐其他小型武器。但常香玉坚持最初的目标，即使带病也登台演出。她的坚持感动了国人。从1951年8月到1952年2月，经过辗转11个省的180多场义演，常香玉终于筹齐了钱款，兑现了捐赠飞机的承诺。

著名汉剧艺术家陈伯华，也独自捐资购买过一架飞机。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邹东山介绍，陈伯华还多次到朝鲜前线，给志愿军战士们鼓劲。

1953年10月，陈伯华任第三批赴朝慰问团三分团副团长，跟随贺龙奔赴前线。在一个山沟，陈伯华向驻地部队领导提出演出请求，领导关切地劝她第二天再演。陈伯华说：“太阳还没落山，可以赶演一场。”部队领导说：“现在的太阳一丝暖气也没有了，西边又爬起了云层，不一会儿有暴风雪。”但陈伯华和团员们的热情难挡，部队领导于是集合战士，在冰雪覆盖的两山之间破冰取土，垒起一座小土台，支起几根柱子，挂起简陋的幕布，作为表演的舞台。

正如所料，不一会儿，太阳落山，暴风雪接踵而至。尽管大家都穿着厚实的棉袄，仍然感到寒冷刺骨。轮到陈伯华上场时，她将身上的军棉大衣一脱，就上台了。

陈伯华有个习惯，为了方便表演，她的戏装里面只穿单衣。当天她表演的是《玉堂春》，一开始还能抗住寒冷。演到“三堂会审”时，她开始感受到朝鲜冬夜的严酷了。部队领导见状，命令在舞台边拉上帆布，又在台上点燃几盆炭火。台下的战士们裹着毯子、披着帆布，一动不动观看陈伯华的演出。她坚持唱完了这一大段戏，赢得战士们的热烈掌声。

武汉实业家自发捐献一架战机

飞越鸭绿江，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翱翔着“湖北号”。

湖北省总工会、省农协、省妇联、省文联号召会员捐献，以众筹方式，购买了“湖北工人号”“湖北农民号”“湖北三八号”“鲁迅号”等战机。

武汉市工商业界的民族实业家们也积极响应。据武汉市工商联相关人士介绍，1950年11月底，该市工商联筹备会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工商界爱国公约“十大决议”，作为共同努力的行动目标。

之后，武汉市工商界组织了两次游行：第一次是1950年12月12日，为庆祝平壤解放，8万人参加游行；第二次是1951年3月18日，为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10万人参加游行。

1951年10月25日，志愿军赴朝作战一周年之际，武汉市工商界提前完成捐献任务，缴款总数为661万元，折合战斗机44架，超额14架。其中，“天一号”战机由上海天一印染厂捐献。这是一家私营工厂，只有两三百名工人。

日前，记者通过湖北省工商联，辗转联系上原天一印染厂老板平麟伯的儿子平庆基。

平庆基介绍，他出生于1947年，抗美援朝时期才三四岁。他对父亲捐献的细节不太清楚，父亲对此也很少提及。

捐献飞机后，1957年，天一印染厂从上海搬到武汉，厂名改为公私合营武汉天一印染厂，后来又改为国营武汉印染厂。

在朝鲜战场，从湖北走出的志愿军指战员，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牺牲在朝鲜战场的湖北籍指战员达5767人。

而在后方，到1952年5月31日，湖北省(不包括武汉市)共捐献武器款1353万元，可购买战斗机90架，超过原定计划30架；武汉市捐献金额977万元，可购买战斗机65架，超过捐献计划10架。湖北省和武汉市合计捐献了155架战斗机，双双超额完成捐献任务，走在全国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