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岁的姑娘放下绣花针 和热血男儿一起保家卫国
碧玉年华赴烽火 战地红花分外香
□楚天都市报记者 刘丁维 陈倩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我的祖国》这段宛转悠扬荡气回肠的旋律里，不仅承载了“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战士们对祖国最深沉的思念，还有中国人民对和平最真挚的向往。
每每曲调响起，总能把人带回那个血与火的年代，想起那个在防空洞里的女卫生员王兰。在抗美援朝的艰苦岁月里，还有无数像“王兰”一样外表柔弱但坚强不屈的中国女性挺身而出，带着视死如归的勇气、同仇敌忾的斗志，和热血男儿并肩扛起保家卫国的使命。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支威武之师中，许多女兵写下决心书，担负起机要兵、文艺兵、卫生兵等多重战争角色，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志愿军15军中的女兵们，年龄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13岁。
王清珍年轻时军装照
王清珍近照 楚天都市报记者刘中灿摄
王清珍
第一次看《上甘岭》 不知自己是“王兰”
16岁，花季的年龄，而16岁的王清珍，和战友们一起在上甘岭的坑道中度过。很多人都会记得电影《上甘岭》中的卫生员王兰，但很少有人知道，“王兰”的原型之一正是如今家住湖北孝感的王清珍。
王清珍是在贵州加入人民解放军的。当时，解放军第15军在当地围剿残匪，父母为了躲避当地土匪恶霸的纠缠，把未满15岁的王清珍托付给了部队，从此她就跟着部队南征北战，成为了一名卫生员。
王清珍没有任何护理经验，是老兵们手把手地带着她，学会了护理、包扎、注射等战场急救操作。不久，部队开赴河北邢台，做赴朝参战的准备工作。部队首长考虑到王清珍年龄太小，朝鲜战场环境极为恶劣，想让她留守后方，但王清珍哭着和领导争辩：“为啥留我？父母亲把我交给你们，你们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这位个子娇小的女兵，激发出了比男士兵更强的斗志。她剪短了头发，表达了自己要和其他战士并肩战斗的决心。拗不过她的部队首长，最终还是决定带上她一起出征。
王清珍还记得，她的部队渡过鸭绿江时已是1951年，天上不时有美军飞机投下带着降落伞的照明弹和炸弹。为了防止空袭，部队只能晚上行军，鸭绿江铁桥上，火车、汽车，还有像她们一样大队徒步行军的战士，紧张忙碌又有条不紊。
1952年，上甘岭战役爆发，王清珍随部队进入了五圣山主峰下的坑道。从最前沿阵地送下来的伤员，在这里进行分类处理后，再根据伤情决定是否需要后送。
在枪林弹雨中，不断有伤员被抬到收容所，王清珍只得加倍忙碌。最艰苦时，她一个人要照顾20多名伤病员。
近距离接触到战友们的牺牲，最难令王清珍释怀。她记得，有一个伤员流血过多，锯掉腿后她一直在照顾他。伤员看王清珍年纪小，就问她怕不怕，她说：“你们不怕我也不怕！”战士忍着疼痛说：“给我唱首歌吧。”王清珍就唱起了陕北民歌《南泥湾》：“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第二天，这位伤员由于失血过多牺牲了，王清珍心里难过极了。
残酷的战场上来不及悲伤，王清珍和战友们的任务是要抢救更多的伤员。坑道里急救物资不足，护理队的领导带着她们冒着炮击轰炸的危险，收集美军照明弹上的降落伞，撕开做成绷带。
王清珍还记得，那时候美军的飞机总是飞得特别低，甚至连机翼上的徽记和编号都能看清。有一次在坑道里，突然听到外面几声巨响，防空洞顶的土大块大块往下掉，足足盖了两尺厚。卫生所所长大声喊全体队员：“趴下，不要靠着墙！”空袭过去，她看到防空洞口有三个巨大的弹坑，“如果炸弹再扔偏一点，恐怕所有人都会被埋在里面。”
回国之后，王清珍第一次看到了以部队战斗故事为原型的电影《上甘岭》。她第一次看到“王兰”这个角色，还在由衷钦佩：“这个女同志真的不简单。”后来，电影拍摄过程中被请去观摩的志愿军特等功臣、参加了上甘岭战役的四连指导员赵毛臣告诉她：“这个女卫生员的角色，是参考了你们这些护理队的队员拍出来的。”王清珍这才知道，自己也成为电影主人公的原型之一。
黎梅君年轻时军装照
黎梅君谈及战友落泪
黎梅君
随歌声跨过鸭绿江 血泊之中救护伤员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70年，回望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如今家住武汉的黎梅君仍清楚地记得，当年跨过鸭绿江时，那一声声传唱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是多么的激昂和振奋。
1950年，美帝国主义挑起了朝鲜战争。中华儿女同仇敌忾，15岁的黎梅君在老家重庆市江津白沙镇，加入到当时的15军随军干部学校。她和所有中华热血青年一样义愤填膺，坚决要求加入到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中去。
1951年10月的一天，黎梅君与整装待发的大军集结在鸭绿江边，等待过江的号令。下午5点多钟，伴着军号声，一声铿锵有力的“出发”传来，她的心脏激动得好像要蹦出来了一样。
黎梅君说，刚到鸭绿江边，她就迎来第一个考验：过江的公路桥早已被炸得支离破碎，只能从铁路桥上走，而横在滔滔江水上的是一根根枕木。“我们女兵个头小嘛，看了就害怕。”黎梅君说，即使害怕但绝不会爬着过桥，我们不能丢中国军人的脸。
正当队伍僵持的时候，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看不见头尾的队伍中，只有这高亢激昂的歌声响彻在鸭绿江上。黎梅君跟着歌声一遍又一遍地唱着，甩开步子，和着歌声和大军一起跨过鸭绿江。
但这份激昂的心情自踏上朝鲜国土的那一刻起就变了。黎梅君回忆，仅一江之隔，丹东还留有庆祝共和国成立两周年的喜庆，而朝鲜的新义州早已是一片焦土。走了三四十里路，没有见到一个朝鲜人，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也没有一堵完整的墙，地上全是瓦砾、墟土、弹坑。
“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不知道炸死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无家可归。”黎梅君第一次知道了战争的残酷，也更加坚定了她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一定要把美国野心狼赶回老家。”
黎梅君还记得第一次护理重症伤员时的情景。跟随大部队的脚步夜行至三登兵站时，天还没有亮，刚准备睡下就听到飞机的呼啸声和爆炸声，地动山摇。那一刻黎梅君有点蒙，但瞬间反应过来，背上急救包就向外冲。在一片血泊之中，她找到了三名受伤的战士，其中一人左腿被炸得血肉模糊。“血一直往外涌，棉裤炸烂了上面裹着血和肉。我去止血的时候，他咬着牙、脸抽搐着，却没有喊过一声痛。”黎梅君说。
后来医生安排重症伤员回国治疗，这名重伤的战士却哭了，他一直说还没上前线，不能就这么回国。
“我们约定好了，治疗完成后继续回到战场杀敌。”回忆到这里，黎梅君老人再也抑制不住泪水，“走之前，我们想多给他带点止血带，他都不让，说要留给前线战场。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由于美国的轰炸和封锁，我们的医药物资短缺，他大动脉出血止不住，随时都会在路上牺牲。”
“你能不能体会到，人最难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原15军45师师长崔建功曾问过黎梅君。“是战友牺牲的时候。”她回答。“不对，是你明知道派他去非牺牲不可，可是你依然要派他去的时候。”首长告诉她。黎梅君抹掉眼泪郑重地说，只有知晓战争的残酷，才更明白和平的不易。
陈代碧年轻时军装照
陈代碧近照
陈代碧
用双腿与汽车赛跑 火海里抢出50斤粮
“有人曾说，战争让女人走开。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女兵会说，面对战争，我们女人走来！”家住成都的陈代碧老战士说。
出国前夕，为成为第一批入朝作战的女兵，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4师的45名女战士，在国内机动驻地掀起了“请战竞争”。经过严格筛选，陈代碧及另外17名女战士获准第一批入朝作战。面对记者讲到这里，陈老不自觉扬起嘴角，参军作战是无上光荣，多少人都羡慕不来。
1951年3月28日，陈代碧随部队过鸭绿江之后，便即刻投入第五次战役。16天的夜行，经过新义州、三登兵站，到达直下里（师部驻地）。战场上不分男女，行军途中左肩15斤炒面，右肩15斤高粱米。“洋锹、洋镐、水壶挂包、雨衣背包，还有医疗器械，加上身穿的棉衣几十斤压在肩上。”陈代碧一一细数着，对没有行军经验的女兵来说，爬山趟河比男性更辛苦，但大家伙都咬牙跟上，除开负伤的战士，没有一位女同志掉队。
到了稍微安全的地带，抓把炒面，就着一口凉水咽下，就是开饭的现场；每到宿营地就用针刺穿血泡，让血水流出来，否则第二天就不能行军；朝鲜山多河多，在夜间行军，不知要趟多少次河流，冰寒刺骨的河水及腰深；趟过河，再穿着冻成冰碴的棉衣跑步行军，不少入朝的女同志都留下了病根。
志愿军过江后，为了切断我军补给线，每条公路、铁路以及桥梁都成了美军袭击轰炸的重点目标。敌机沿着公路低飞侦察，一旦发现目标，三五成群的敌机轮番俯冲下来，疯狂投弹扫射。那时朝鲜的土地上青山成火海，遍地是狼烟。
1951年4月20日第五次战役，陈代碧随部队前进到北汉江，欲突破敌人封锁，渡昭阳江跨过“三八线”逼近汉城。昭阳江是北汉江支流，部队需从此过江通过山沟反向插入敌后。21日下午5时许，敌空中校正机发现了渡江行动，并指挥敌炮向我军猛烈射击。
“敌人每隔四五分钟打一次排炮，二十多发炮弹连续爆炸，把江水击起3米多高的巨浪。”陈代碧记得，她的战友王露西在这次渡江行动中负伤，弹片直穿进腹部，江水中、河滩上到处都是战士的鲜血。
战争瞬息变化，5月21日，44师奉命从华川撤至金华地区集结，陈代碧说，这又是一场用双腿与敌人的汽车赛跑的故事。敌军采取“磁性战术”紧贴志愿军，如果掉队就有当俘虏的危险。“敌机贴地轰炸扫射，像是要把人的头颅都掀掉。”陈代碧回忆道，“我们就一路卧倒、起来又趴下，就这样跳跃着在死亡线上奔跑了三十多公里，从敌人的口袋里钻了出来。”
还有一件让陈老特别自豪的事情，在休整中，女兵也要站岗扛粮。由于运粮车队和兵站是敌军的轰炸重点，因此扛粮是非常危险的任务。一次夜间运粮，陈代碧从火海里抢到了50斤面粉，扛起来就跑，不敢歇息，飞奔一夜到医院。棉衣里一身汗，但眉毛都被冰雪凝固了，被战友笑称是“杨白劳”。
“不管是大胜利，还是‘虎口夺食’的小胜利，都值得高兴。”直到现在，陈老还保持着志愿军骨子里的乐观。也正是凭借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才走过千山万水，取得伟大胜利。
杨淑筠（中）与志愿军战友在防空洞外
杨淑筠昨日获颁“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杨淑筠
细菌弹后捉虫焚烧 为上甘岭坑道消毒
“为了躲避美军的飞机轰炸和大炮封锁，我们夜晚行军，拂晓宿营。背着炒米炒面和背包等装备，在高炮部队的掩护下，用了21个日夜，才顺利到达上甘岭以北的15军军部所在地道德洞。”面对记者采访，如今定居武汉的志愿军15军29师女兵杨淑筠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70年前。
除了狂轰滥炸、残杀无辜外，以美军为首的联合部队还用上了细菌弹，企图借助细菌病毒的杀伤力，削减志愿军的战斗力。志愿军各部队纷纷成立防治队，负责疫情防御工作，15军野战医院三分院的杨淑筠也被编入防治队。
“细菌弹不像炮弹，个头比较小，落地之后会砰的一声，声音很轻，里面装着细菌粉剂或带菌的昆虫。”杨淑筠说，接触之后不少人出现高烧、呕吐等症状，治疗过程中需要将受感染的战士和普通伤员隔离开。因为缺少抗生素，不少士兵得不到有效治疗都牺牲了。
因此，只要接到有细菌弹的报告，防治队和卫生所的同志就要一起洒药消杀；用镊子捉取昆虫等扩散物，进行焚烧深埋，这样才逐渐减少了细菌传播，从源头上避免了斑疹、伤寒和鼠疫等病菌的蔓延。
1952年10月开始，防治队负责给上甘岭各连队坑道消毒。利用美军炮轰的间隙，杨淑筠与两名战友跑步穿过封锁线，到达了45师某营卫生所的防空洞。那是她第一次真正站在前线战场，她和战友罗希珍因为太兴奋，消毒结束后一时忘记危险，坐在弹坑打出的土包上聊天。“快下来，敌人要打炮了!”在战友的提醒下，两人冲跑下来。瞬间，敌人的炮弹就打了过来，杨淑筠刚坐的那个土堆瞬间被炸得不见了踪影。
上甘岭战役打响后，杨淑筠与另外三名男战士被派到离前沿阵地仅20公里的一个手术组增援。每天24小时，不断有前线的伤员被送过来，小小的救护站已经无处落脚。“他们常常成批成批地送过来，来的时候都是血肉模糊的血人，从伤员人数和受伤程度，就可以体会战友当时是怎样和敌人在搏杀。”杨老嗓音低沉地回忆。大部分危重伤员都是被炸伤的，但前线医疗条件有限，救治任务以救命为先，经常是一夜手术做完，帐篷外的深坑里堆积了大量被截下的断臂残肢。
由于要跟手术台、清洗敷料、手术衣床单、照顾伤员……杨淑筠连续半个月都没有好好地睡过觉。一次手术，她手举照明用的汽灯，扛着伤员那条将要被截下的受伤的大腿，差点要睡着了，大腿被截下时幸好被一位男同志接住。为此杨淑筠挨了批评，她也自责不已。
为了节约医用物资，绷带需要清洗消毒再反复使用。冬天洗绷带最难受，零下40多摄氏度的朝鲜，一脚一踩一个深坑，到河边还得先凿开河面的冰。“战友们说，手刚伸进去那会真受不了，绷带一般都得洗好几遍，洗着洗着也就洗麻木了。”杨淑筠说，晒绷带必须在密林里，不然一条绷带都能引来敌机的轰炸。即使是这样紧缺的环境下，所有医护人员都必须为牺牲的同志缝好伤口，包扎好患处，更换服装再下葬，“不能轻待为国尽忠的烈士。”
“上甘岭的战火不能忘，那些牺牲的战友更不能忘。”杨淑筠每每回想起这些，总是无比感怀。那些牺牲的战友将生命永远留在朝鲜的山岗上、森林中，却没能再见到今天祖国的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