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煜敏在翻看随访记录
楚天都市报记者 陈凌燕 通讯员 李晗 摄影:楚天都市报记者 王永胜
“疫情期间,我身边不少亲友都有非常相似的情绪变化。一开始他们对疫情不是很在乎,后来又跳到另一极端,非常恐慌、害怕。”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刘煜敏说,这让他强烈感觉到,人们的情绪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之间的关联值得认真关注,而且这种关联带有共性。
如今,当人们走出疫情的笼罩,机体可以较快恢复,但心理上的阴影要想完全驱散,过程要漫长得多。刘煜敏从4月开始,决定用三年时间追踪一批人,关注他们的心理变化。这个项目已进行半年,它可以被理解为一项科学研究,也可以被视作一种宝贵的社会心理参照。
自掏腰包数万元“追踪人心”
在疫情最严峻的时期,刘煜敏一直在冷静地观察:“很多人跟我说睡不好,天天失眠。还有朋友让我帮忙买药,给他放到他小区门口的树底下,我走了他再来拿,像搞地下工作似的。直到现在,也有一些人不愿意进医院,回避与疫情相关的任何信息。”
今年3月,刘煜敏曾通过小程序发出1.3万份心理问卷,在收到的回复中,失眠、害怕、紧张的人非常多。当抗疫终于迎来曙光,他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人们遭受的创伤需要多久能抚平?在未来,他们的心理会不会有新变化?会怎么变?
于是,刘煜敏在4月初启动了一项预期为三年的心理随访项目。他从雷神山医院、武大中南医院的新冠康复患者中随机抽取了312人,再依据他们的年龄、性别、职业等多种特征,找到312名普通市民作为对照组,定期随访追踪。
刘煜敏组织起十多人的团队,与624人逐个建立联系并说服他们参与这个项目。他还自掏腰包给每名受访人付“辛苦费”60元,光这就花了近4万元。
健康受访者内心也留有疤痕
“很多人以为随着城市复苏,人们的心态也会很快恢复。”刘煜敏说,但从随访中来看,人们的心理重建需要过程。
50岁的李先生是新冠康复患者,至今仍受失眠的困扰,但他坚决不肯再进医院,只在电话里请刘煜敏开药。刘煜敏用保鲜膜把药封好,再裹上塑料袋送到其小区,只因为李先生仍然对医院里出来的东西感觉“不那么安全”。
即使是原本健康的受访者,也并没有全部走出来,经历过密集的信息冲击、身边有人生病等情况,他们的内心也留有疤痕。“电话随访时,有些人一开始会说他挺好。但随着访问的深入,潜在的、被隐藏在更深层的情绪就显露出来了。”刘煜敏说。
心理随访,常被人误以为是“揭疤”。项目刚启动时,经常是对方一听来意就表示“不想提那个事”,经过劝说、了解后才愿意参与。如今项目进行半年,刘煜敏遇到了新问题:人们变忙了,“跟我们说‘没时间’的占了20%-30%。”他说到这里有点焦急,对一项心理追踪项目来说,连续性非常重要。
刘煜敏的另一个困扰就是电话常被拉黑,他买了三部手机用于随访,但动不动就被列为“骚扰电话”,这也让他很头疼。
希望帮更多人走出心理困境
年初暴发的疫情是大家共同的经历与记忆。如今,有些人很快走出了阴霾,有些人仍在与孤独对抗。
60岁的杨婆婆是一名新冠康复患者,她说了这样一件事:自己现在每天早上准点下楼出小区买菜,邻居们则会避开这个时间,大家似乎已达成默契。
在受访的康复者中,这类情况并非孤例。有人感觉病过之后大家看他们的眼光都变了,也有人会主动拒绝邀约、远离社交。而对这种现状,一部分人坦然接受,另一部分人郁结在心。
刘煜敏介绍,最近的数据可见,在康复者中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等问题相对集中;普通人群里约10%存在轻度抑郁。在随访中,如果发现对方存在严重情绪困扰的,刘煜敏就开启疏导模式,“先帮他们把心里最难的坎迈过去。”
刘煜敏说,对每一名参与者,他都心存敬意与感激。他做了会流失一部分参与者的准备,但还是希望参与者们能和他一起把这个项目坚持下去。“或许大家觉得自己那点情绪不重要,可经过收集分析,就能得到一组样本的真实呈现,也就有了社会价值,能帮更多人走出心理困境,重新拥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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