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渔船拆解现场，一名渔民注视着渔船的拆解工作（2019年1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湖北省宜都市枝城镇白水港村一处“上岸”的渔船堆放点（无人机照片），这些收回的渔船将被集中拆解(2020年1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涪溪口周边的渔业资源开始明显萎缩，捕鱼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差
如果没有禁渔令，长江以后很快就会只剩下空荡荡的江水
今年，为保护生态环境，中国对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最迟将在2021年1月1日全面推行暂定为期10年的禁捕政策
根据沿江各地测算，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共涉及沿江10个省市的合法持证渔船11.3万多艘、渔民近28万人
65岁的老渔民严正华十分想念长江鱼的滋味。
长江鱼光滑、鲜嫩、肉质紧实，没有河塘鱼的“泥臭味”。
然而，他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带着滚钩——由上百个锋利钢钩串联起来的传统渔具——下江捕鱼了。
去年10月，他已把所有渔具，包括渔网、鱼钩、一艘6米长的手摇小船和10米长的柴油机船等交由政府销毁，换取了16万元补偿款。根据一项全国性政策，严正华所在的长江沿岸地区将禁渔10年。
严正华来自四川宜宾市江边的新兴村，这里的人世代打鱼为生。村庄紧挨着盛产鲟鱼的涪溪口，这是黄沙河汇入长江的地方。每逢夏季长江水位上涨、江水倒灌进黄沙河，都会带来数量众多的鱼群和追逐鱼群而来的数十条渔船。
在昔日挤满鱼贩子的涪溪口码头，严正华如今当起了签单员，主要负责记录客渡船的进出时间和清点人数。客渡船上大部分是来自国内各地甚至海外的游客，他们从上游4公里处的李庄古镇而来。
严正华的故事，折射了中国数十万长江渔民正在经历的生活巨变。今年，为保护生态环境，中国对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最迟将在2021年1月1日全面推行暂定为期10年的禁捕政策。
根据沿江各地测算，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共涉及沿江10个省市的合法持证渔船11.3万多艘、渔民近28万人。
“千斤腊子万斤象”
涪溪口是长江上游昔日丰饶渔业资源的缩影。这里盛产鲫鱼、鲤鱼、草鱼、青波、白鲶、黄辣丁、墨鲶、油鱼子等。今年初被宣告灭绝的长江白鲟和极度濒危的中华鲟，也曾是涪溪口的“常客”。
涪溪口是一个“深水沱”，水质好、江面宽，而且江面下还有40-50米深的河床。当地渔民说，涪溪口是一个大型鱼类经常出没的地方。严正华年轻时，多次在涪溪口见到“像海豚一样的大鱼”。
宜宾渔民中间流传着“千斤腊子万斤象”的说法。“腊子（鱼）”和“象（鱼）”分别指的是中华鲟和长江白鲟。白鲟是中国最大的淡水鱼类，因其吻部长，状如象鼻，俗称为“象鱼”。
千斤万斤虽属夸大，但严正华说自己曾在1993年捕过一条200多斤重、7尺长（合约2.3米）的白鲟，得两辆牛拉平板车才放得下。
“好危险哦，当时差点把我整个人拉下水去。”想起那次经历，严正华仍心有余悸。因为这次捕获，当地政府在通往涪溪口的公路上竖了一块“白鲟之乡”的广告牌。
严正华数了一下：把这条白鲟算在内，严正华在40年的捕鱼生涯里见过20多条上百斤重的大鱼，亲手捕过3条百斤以上的鱼。
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那时候，“70斤-80斤的鱼多得很。”有一天，严正华运气好，一早上靠捕鱼就挣了七八千元。对于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他来说，捕鱼是当时能找到的最挣钱的职业，一年他可以挣十几万元。
1982年以来，中国45次白鲟观测记录中最大的一只，就是在涪溪口发现的。根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等人今年3月在国际学术期刊《整体环境科学》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这只白鲟全长3.6米，重200公斤，年龄22岁，发现于2003年。
这也是世界上最后一次关于白鲟的观测记录。危起伟等人在这篇论文里宣告了白鲟的灭绝，推测灭绝时间是在2005年以前。
危起伟告诉记者，长江是全球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
“就水生动物而言，长江是其他河流无法比拟的，如亚马孙河鱼类种类比长江丰富，也有豚类，但是没有亚冷水性的鲟类；而美洲密西西比河，有鲟类，但是没有豚类。中国长江，是唯一具有鲟类两个科（同时具有白鲟科和鲟科的河流只有长江和密西西比河），还具有两种淡水豚类（白鱀豚和长江江豚）的，这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危起伟在回复记者的邮件中写道。
“长江淡水鱼类资源尤为丰富，特有种多，也是全球其他河流少有的。”此外，危起伟强调，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远不限于渔业价值。在物种遗传资源、维持长江流域水域生态安全、净化水质和物质能量循环、提供美学、仿生、生物和环境记录等许多方面，长江具有重要的、无法估量的价值。
真实的渔民生活：“渔舟唱晚”还是“老人与海”？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在中国古代诗人的笔下，渔民的生活往往是闲适、诗意和孤独的，甚至透着点卓尔不群的清高。
但在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中，捕鱼过程浸润着鲜血和汗水，充满艰险和抗争，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渔民成了悲壮的英雄主义的化身。
真实的渔民生活，或许介于两者之间。
从1976年成为渔民起，严正华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坚持用滚钩捕鱼。
他把捡来的生锈钢丝加工成成百上千只锋利的鱼钩，然后用麻绳串起，放置在贴近水底、鱼多的地方。一旦鱼儿碰到了滚钩，就会挣扎，导致更多的成排滚钩刺入身体，直到最后无法挣脱。滚钩适合捕捉两斤以上的大鱼，比如在水底觅食的鲤鱼、青鱼、鲶鱼等。
比起一张渔网动辄上千元的价格，滚钩的成本低，但风险高。“收钩的时候鱼一挣扎，绳子就会带着钩子飞起。我两根手指被扎穿过，要是弄到身上更不得了，”严正华说，“这是血盆里抓饭吃。”
1993年误捕白鲟的那次经历，他至今记忆犹新。
提起鱼钩的时候，虽然江水混浊，但严正华已感觉到这条鱼的力量和大小。还没提出水面，大鱼已挣断滚钩的主线，绳子只有一头拴住。
严正华又激动又害怕。“主要是怕伤到人，有点慌。”他不敢使蛮力，怕大鱼一尾巴打翻渔船。他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把大鱼拖到家门口的河沟里。
意识到这是珍稀保护鱼类，他把大鱼拖到河沟之后，走了半个小时找到了能打电话的地方，通知了政府部门。来自水务局、公安局等多个部门的十多号人随后赶到，救治了这条白鲟，当天上午就把它放生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渔民的经历都像严正华那样惊心动魄。
56岁的文天国并非“天生”的渔民。他来自宜宾市高县胜天镇德利村，这个地处丘陵地带的村庄附近没有河流。文天国的父辈祖辈也没当过渔民，2007年，在一个朋友的鼓动下，他才成了一名长江渔民。直到退出捕鱼前，他每周都会到涪溪口打几次鱼。
让文天国动心的是收入。他在家种地一年只能挣到三四千元，而当渔民的头几年里通常一天挣到两三百元，也就是说一个月挣的钱超过种地的一年收成。
刚开始，他技术不熟练，到江边有点畏惧。“丢一根烟头进去，一分钟能漂20米-30米。”文天国如是形容江水的湍急。除此以外，江里还有漩涡和暗礁。早上赶去收网、取钩的时候往往天还没亮，看不清水下的情况。
但文天国渐渐克服了恐惧，并习惯了渔民的作息安排。一天的劳作从下午开始，他先去山沟沟里挖蚯蚓，穿上鱼钩。按照一米一个鱼钩的间隔，把几十上百个穿了诱饵的鱼钩串联在渔网上，然后在挨着支流河口、江水不太湍急的地方布网，这种叫“拦河网”。第二天一早5点-6点取钩，趁着空闲时间顺便在船上撒网捕鱼。因为渔网跟着船走，这种叫“流网”。
早上8点，文天国跟餐馆老板联系，然后立刻开着柴油船送到指定的地点交货。之后，他还要清理渔网，有洞的要补上。因为常常来不及吃顿像样的早饭，他通常会在船上准备点干粮。
到了中午，在船上做饭，通常是炖个鱼汤、做个水煮鱼片或者酸菜鱼。小憩一会，到了下午又开始新的一轮工作。
一直到2015年搬进房子前，文天国和儿子两人都挤在拥挤狭小的柴油船上过夜。照明靠蜡烛，充电靠充电宝，炒菜做饭靠蜂窝煤，吃喝拉撒都在一条船上。有时候，连手机信号都搜不到。
虽然连续很多年顿顿吃鱼，文天国还是喜欢长江鱼的味道。江里的鱼肉质紧实、鲜美，在味道上他认为宜宾所在的上游地区的鱼比下游的重庆、武汉和上海的鱼更胜一筹。因为当过兵、在建筑工地上干过，文天国去过不少地方。
“宜宾的鱼好吃，因为水流急，鱼一直在活动，所以鱼的肌肉发达，肉是很结实的。”他解释说。
“电烧鱼”、小指宽的渔网孔径和空荡荡的江水
渔业的丰收未能持续。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涪溪口周边的渔业资源开始明显萎缩，捕鱼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差。
在严正华看来，这跟一些人竭泽而渔脱不了关系。
“1985年的时候，‘电烧鱼’就来了。”他说，只需要两个电瓶还有一个升压器，就能产生500伏的高压。有人把电线伸到江面下，产生的高压可以穿透几十米深的江水。只需一小会，伴随着“嘟嘟嘟嘟”类似电报机的声音，30-40平方米的江面上就飘满了死鱼。
“造孽得很，全部都打死了，好多都是小鱼。”严正华回忆起自己亲眼所见的电鱼场景说。
驱动电鱼行为的是暴利以及监管措施的不足。文天国说，电鱼一次可以获得50斤-60斤鱼，而在最近几年渔民一天经常只打得到2斤-3斤鱼。
“长江的江面宽，跨度大，监管存在一些问题。要是有人举报，远远听到船响，电鱼的就跑了。”文天国说。那时即使被逮住，违法者交了罚款还会换个地方重操旧业。
因为赚不到钱，鼓动文天国入行的渔民朋友没干几年就转行了。
“两三斤鱼一天也就赚个几十块钱，还不够柴油的开支。”文天国说。
夏季涨水仍然会带来收获，但渔民收获的不再是从长江倒灌进小溪流的野生鱼，而是从附近鱼塘里冲下来的鱼。文天国说，长江里的鱼看起来很光滑，鱼鳞规整，而池塘里的鱼鱼鳞粗糙，渔民一眼就看得出来区别。
鱼越少，捕鱼的手段就变得更为变本加厉。严正华说，以前当地渔网的孔径要四指宽，到2016年以后，渔网孔径只剩下小手指那么宽。
后来，严正华经常一周、半个月颗粒无收。
“打到后来有点灰心，这样下去不得了。”严正华说，如果没有禁渔令，长江以后很快就会只剩下空荡荡的江水。
栖息地丧失、水域污染和酷渔滥捕被认为是导致长江渔业资源枯竭的主要原因。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认为，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在过去4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长江水系结构发生了显著改变。1980-2020年间的长江干、支流水电站建设导致长江上游成为水库群，激流环境消失，进而导致鱼群栖息地碎片化和水文环境的改变。其二，长江沿岸城市化、航运等导致河滨湖滨消落区大面积减小或被侵占，水生生物栖息地大幅度减少或消失。其三，城市生活生产污水和农业化肥农药造成了长江水污染。
“长江流域水域的上述改变，导致水生生物栖息地丧失，再加上过度捕捞和违法渔业，导致水生生物资源下降，物种濒危或灭绝。”危起伟告诉记者。
危起伟参与了农业农村部专项资金支持的2017-2020年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调查中，长江本土鱼类中的四分之一种类在网格式调查中未被采集到，“其中包括可能灭绝的白鲟、鲥、鯮。此外的120多种鱼类，许多处于濒危状态，亟待采取抢救性保护行动。”
转型：有人念过往，有人向未来
在2019年年底正式退出捕鱼以前，文天国参加了几次当地组织的动员会。对于会上介绍的“无鱼可打”的事实，大家没有异议，但一些岁数大的渔民还是对退出以后的安排有顾虑。
“很多人家里十几年没种地，地都荒了。我们这种岁数，去工厂打工也是不会要的。”文天国说。
当地政府提供了电工、养殖等不同类别的免费技能培训，还举办了多场面向渔民群体的专场招聘会，也提供了一些公益性岗位。
文天国现在是一个小区的保安，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说心里话，现在心情也平静下来了，每个月时间一到工资就下来了。”虽然收入不比捕鱼收成最好的那几年，但文天国觉得现在收入更稳定，不那么操劳。转型后的这一年，他养了几盆花。
25岁的儿子成为电机厂里的一名工人，加班的情况下一个月能拿到5000元-6000元。
“以前他跟着我打鱼，自己没有收入，钱都是我来管。现在他自己开支，高兴得很。”文天国说。
上交渔船渔具后，文天国拿到了一次性14万元的补偿。另外，还可以在一年的过渡期里拿到每月2000块钱的补助。靠这笔补偿款作为首付，文天国买了一套80平方米、二手的电机厂职工宿舍房，就在长江边，和涪溪口隔岸相望。
宜宾市翠屏区新兴村的村民黄刚仍怀念过去江边打鱼的日子。他觉得，还是打鱼赚钱来得轻松。
“今天哪怕身上一分钱没有，打一晚上的鱼，随便都能卖两三百块。”
黄刚用补偿款在宜宾郊区开了家餐馆。也许是因为位置偏僻，生意并不十分理想。餐馆的装修十分简陋，光秃秃的墙面上贴着农村常见的国庆阅兵主题日历。
37岁的黄刚只读到小学二年级，他至今连“涪溪口”这个地名都不会写。
而严正华和文天国一样，都认为捕鱼为生的路已经走到尽头。即使禁渔政策没有出来，也早晚会有转型的那天。
“打鱼摸虾，谋不到好大的生意，也长久不了。那些反对的人，没看到趋势，那就是以后可能鱼都没得打。”
严正华的父亲和爷爷都是摆渡人。他自己大半生是渔民。他很庆幸，儿子终于离开了大江的怀抱，在遥远的广州开了几家英语培训学校。
严正华从来不准儿子打鱼，他怕儿子因为打鱼耽误了学业。“没文化的人要吃亏，不管是打什么工，干啥子都要吃亏。”严正华说。
渔民的生活转型并不容易。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2019年的一项调研报告显示，一半以上的长江渔民年龄超过了50岁，绝大部分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他们普遍选择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缴费最低的标准，退休时仅能领取80元-120元的养老金。
“渔民顺利转型的最大难点在于生计恢复和重建，其次是渔民搬迁上岸妥善安置，三是社会融入和社会经济整合。问题的解决需要采用组合拳，走多元化、复合型的移民安置之路。”河海大学中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施国庆教授说。
农业农村部此前表示，有条件的地区要抓紧出台参照被征地农民标准把退捕渔民纳入社会保障的具体政策措施，并将通过各种举措确保每个退捕渔民家庭至少有一人实现就业。
目前，各地政府正积极组织退捕渔民成立水产养殖、休闲农业合作社，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设立公益性岗位，努力拓宽渔民就业渠道、解决退捕后的生计问题。
严正华说，十年后要是开江了，他也打不动鱼了，只希望到时可以吃一口长江鱼。
如今，在涪溪口码头，他时常欣喜地看到，一度沉寂的江面上有鱼儿跃出水面，掀起阵阵波澜。
“再过两年，变化可能会更大。”严正华说。（记者王迪、肖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