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赵峰 通讯员 杨庆 江伟兵
窗外北风呼啸，屋内暖意融融，退休医生胡月清在为老人免费量血压，社区党委书记王兴龙、下沉党员王精玲和社区居民陈南梅在商量“冬季疫情防控公益宣传”……
这里是襄阳市高新区陈营社区的红色驿站。12月13日，近百名“全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现场会”的代表云集于此。
像襄阳高新区一样，我省不少地方以党建为引领，做强街镇、夯实社区，建好用好社区（村）党组织书记、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三支队伍，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不断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党建打通“神经末梢”
11月15日，孝感市孝南区财政局副局长丁国强与孝感市康复医院医护人员走进桂桥社区一户居民家中，以拉家常的方式对该住户进行精神鉴定、申请残疾人补助。“不仅是财政局副局长，我还是这个社区的党委委员、第七网格党支部书记。”丁国强说。
针对社区党组织资源力量不足、作用虚化弱化等问题，孝南区以设置兼职委员形式，吸纳263名市区党委党政班子成员兼职街道工委委员、社区党委委员，将各种社会资源引入到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抓好基层社会治理，必须牢牢牵住基层党建这个“牛鼻子”。近年来，全省各地始终把基层党建摆在重中之重，引领社区治理新路径——
基层留不住年轻干部怎么办？在大冶市，39名优秀年轻干部担任39个社区第一书记，一年任期结束时，基层社会治理考核结果将作为他们评优评先、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
如何将下沉党员的服务意愿与居民需求深度融合？襄阳市建立“党员资源清单”5.5万份、“居民需求清单”4.1万份，最终统筹制定“服务清单”3.2万份，解决实际困难2.6万余件。
襄阳市委改革办主任李明山表示：“基层社会治理要把党的领导植根于基层，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实现党领导社会治理、依靠群众加强社会治理。”
小创新带来大变化
秭归县是集老、少、边、穷、库、坝于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基层社会治理一直是短板。
2018年，秭归县突破行政区划，按照50户至80户的规模，将全县174个村、1152个村民小组划分为2035个村落，治理单元缩小，资源项目下沉，治理实效凸显。
秭归县委书记卢辉用两段顺口溜描述着变化——以前是“国家出钱做项目，扯皮拉筋不让步，都想从中谋好处，项目最终没留住”；如今变成“不找麻烦不添堵，围着项目服好务，自觉砍掉路边树，修通深山致富路”。
省委改革办主任吴庆华说：“基层治理上的小创新能带来大变化。针对基层治理中的痛点、难点，希望能涌现出更多对症下药的良方，让改革创新惠及每一名群众。”
2016年，荆门市东宝区率先将积分制引入基层社会治理，编制的《村（社区）社会治理积分制操作指南（试行）》成为全省综治领域首个地方标准。在此基础上，东宝区加大改革力度，将居民积分项、家庭积分项、单位积分项分别细化至124项、35项、47项，每月按照4类18项进行奖励，奖励经费由财政全额保障，充分激发了城乡居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热情。
在襄阳市高新区东风街道东风社区，居委会突破固有体制，率先成立物业公司，服务辖区内的居民小区。社区党委书记康晓燕介绍，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三方联动，交叉任职，协调处理小区环境改造、公共设施完善、公共安全及矛盾纠纷等问题。目前，已调解矛盾纠纷50余起。
科技赋能精准治理
“叔叔阿姨，从今天起咱们小区又多了一个高科技智能卫士。”12月1日，襄阳市鹿角门社区党委委员李亚曦向社区居民讲解如何使用新型门禁。
该套新型门禁系统具有人脸识别、智能安防、智能门磁等科技手段，为居民提供信息化、便捷化的精准服务。“比如独居老人家的房门48小时未打开，系统会自动报警，社区工作人员登门了解情况。”她说，“新时代的社区工作者需要学会新本领、用好新工具。”
互联网、新媒体、大数据等新技术兴起，传统治理体系和治理思维也在不断更新迭代，以“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模式为支撑，探索着市域社会现代化治理基层实现路径。
“网上办比例达到95.03%，一次办比例达到100%。”聊到优化办事机制这一话题时，武汉市武昌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钱勇底气十足地说，运用大数据比对、后台流转等措施，持续简化办事流程，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要求我们在社会治理的服务和管理方面应当走出传统思维方式，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湖北经济学院改革评估中心专家指出，“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助推社会治理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真正提升广大群众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