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楚天都市报记者 刘我风 通讯员 李然
元月中旬，本来是全国图书订货会时间。为减少聚集，今年的图书订货会改在线上举行。著名作家梁晓声推出最新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并在线上接受媒体群访。
梁晓声，当代著名作家，知青文学代表人物，曾经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今夜有暴风雪》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并收入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作品文库。《雪城》收入到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七十部优秀长篇小说典藏，长篇小说《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我和我的命》是他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后的首部长篇小说。
那些上有老下有小能够撑起贫困家庭屋顶的80后
问：这本新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思的呢？
梁晓声：这里的人物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想法。大约是在1995年左右我写过一部社会思考方面的一个长文章，叫《扫描中国女性》，但没有往下写。没有往下写是由于那个时期中国女性所能从事的工作一下子变得很多，我没有办法去完全掌控。但写完那篇之后，记得其中有两句话说，如果有上苍的话，给我的感觉是，它似乎有意识地、分批次地让某些贫困家庭选送出责任的种子，当这些子女长大之后就成为这个家庭的责任成员，他们能撑起那样一些贫困家庭的屋顶。
快到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读者还给我来过一封信，说她的小姨就是这样的女孩，最早离开贫困农村到深圳打工，不但把几个姐姐家的孩子在深圳安排了工作，同时村里张家、李家的都会到深圳找到她，感觉她租的那个小房子非常像某村的驻深圳办事处。我记得其中有一个细节，那个小姨早晨起来找鞋子要上班的时候，像跳芭蕾舞一样，在孩子们之间跳来跳去，因为沙发上、床上、地上已经睡满了同村的男孩或者女孩，这个细节给我很深的印象。那封来信加上我的一些感想，当时发表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选刊》，《读者》好像也转载了。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要写一下这样的人物。这些人物在现实中应该是70后，但我觉得80后也有。我也确实感觉到有些80后也进入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状态，有些家庭条件好一些的，他们活得相对轻松一些，但有些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尤其是农村来的，能感觉到他们的那种压力。文学画廊中也应该有这样一些人物的形象，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写《人世间》的时候这个想法一直放不下，但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心结。我现在的写作常常是还心结的过程。我原来有一个什么想法没有实现，或者它最初是很短的想法，但一直找不到一个角度。一旦觉得哪个角度成熟了，我会把它完成。就像老木匠没干完的活放在那个地方，天天看着，有一天说把这个干完，然后就干完了。可能就是这样。
人生如果完全没有这些责任，其实也没多大意义
问：我们看书当中的人物是1982年出生的一个女性，她出生之后被遗弃，但她身上养成一种融合自尊、骄傲、不卑不亢、与人为善、一直向上的浩然之气，我们从这个女性人物身上也能看到很爷们的气质，梁老师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原型可以借鉴参考的？
梁晓声：原型我刚才已经讲过，我接触过一些这样的年轻人，包括90后的年轻人，前不久我到广州去参加华为的一个活动，高铁车厢里只有我和一个90后的女孩。但是我是写小说的，我从她的脸上看到一种凝重，而这种凝重和她的年龄是不相符的，因此我有了一种主动要和她攀谈的愿望。攀谈之下她向我袒露她走过的短短的人生经历。应该说她的家庭还是很不幸的，她母亲有精神不正常的病症，她小姨有，舅舅也有。但这个女孩是理工女孩，是华南理工大的，毕业之后分配到铁路上工作，短短时间内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一切行业奖项都得到了，包括火车头奖，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个女孩是怎么做到的！感觉是很强大的一个女孩，所以我对她肃然起敬。在有些情况下，要一个个体的家庭成员来背负这么沉重的担子，好多情况下是很沉重的，因此我们也看到这个社会发展的变化，社会福利的提高，才能分解掉这些太年轻的孩子们的担子。
说到我自己的话，我这里为什么会写主人公的姐姐精神不好？可能跟我从初一的时候我哥哥就一直生病有关。到现在我哥哥还在小汤山的医院里，不能探视，我也要操心。我还有一个表嫂，唯一的舅舅已经去世了，表嫂在那里生活也需要一定的帮助。我当年下乡的时候，曾经待我如亲兄弟一样的校长，他也去世多年了，还留下一个老嫂子，七十二三岁了。我总要想一想，一笔稿费能不能分配一下，把这些人安排好，把哥哥下一年的医药费准备完。因此我在写这部书的时候觉得，可能有些70后、80后、90后有不同程度这样的生活担子，我这里用了马克思的话“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我个人感觉好像一个正常的人是不可能把这个或大或小的“我们”与自己完全分开。
但是我也碰到另外的青年，比如多少年以前有一个写诗的青年，我也看过，我还给他的诗写过评论，他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也愿意帮助他。但有一年他到我这来说，家里要麦收了，就一个老父亲在收麦子。我让他快回去，路费我来出。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出现在我这，我说你怎么没有回去？他说他要考虑一下他的诗。那个是让我会光火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止有诗和远方，还有在远方跟我们有亲情关系的人，尤其是老父亲在家里收麦子。人生如果完全没有这些责任，其实也没多大意义。动物有的时候，包括猩猩、包括象族，它也需要有一个群族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我个人觉得，社会越向前发展，我们倒是越要维护好这样的关系，否则我们可能真的变成完全孤独的人。
当我们谈人的命运的时候，起码应该有三个向度
问：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回到这本书的书名《我和我的命》，关于“命”的问题，您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读者，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梁晓声：当我们谈人的命运的时候，起码应该有三个向度或者说三个意思。第一重意思，一定是原命，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或男或女，你身体健康状况，包括你的性格，包括你的智商是倾向于理性思维还是逻辑思维，这些都没有选择。第二，我个人把它看成后天命，我们对自己要有要求，我所愿望成为的人，一定随之有了方向、有了目标，这个过程有的时候不能完全达成，但是经过努力大多数人可以接近那个愿望和部分的达成。达成不了怎么办？我觉得人还有第三种生命，就是文化赋予我们的。文化赋予我们的可能包含着坚持是一种自信，适时的放弃、调整人生的向度，这也是一种理性，这种理性可能是文化给予我们最有益的影响之一。这三种合在一起，才构成人和生命的关系。
对于年轻人，如果还是上学的学子们，我希望大家在专业之后选择一个副专业，因为未来的就业有时候可能与你的专业并不那么十分对口，我把这个想法跟我学校的领导们，甚至跟教育界的一些领导们很认真的探讨过，这个备份的副专业不一定有多高，但是一定要达到基本入门了解的程度，要为自己的人生多一份准备。
第二，比如考到技校，或者没有进入大学，开始自己解决生活了，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觉得，我还是相信行行出状元，你真的把那一行工作做好，我们讲的工匠精神，你达到那一行的“匠”的程度，一定还是有另外的用武之地。
第三，有些青年可能是家里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这是我特别关注的社会功能要兜底，而且要兜牢，不能让一些青年因为这样的家庭状况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我们国家不像今天这样发展，医疗以及各种社会福利尽到了，如果我的两个弟妹，当年有一个尿毒症的话，在90年代一个家庭就垮掉了。现在两个，我帮助一下，这个家庭还在，而且还能比较从容地应对。刚才所讲的那个90后的女孩，如果在80年代初期，什么都没有，现在她能做到那么棒，这一定是和社会的进展本身符合的。
所以我个人也觉得，年轻人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或者没有考上大学，也不要太焦虑，密切关注我们社会新的增长点，使自己在能力方面多一点、再多一点，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然后达成优秀一点、再优秀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