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至今的“报告”

2月25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市民参观毛泽东在1927年讲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的场景。

题 记

从毛泽东同志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解决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带领农民闹革命，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带领亿万农民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赓续“报告”的精神内涵，奋斗不息。

上 篇

■ 舵手

中国常被喻作一艘巨轮。

历经五千年的风霜雨雪、惊涛骇浪、九曲十八弯，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世界列强的侵凌、洋务运动的图强乃至辛亥革命的改朝换代，又沐浴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和大革命的暴风骤雨，1927年，这艘巨轮驶到一个历史转捩点。

这一年，北伐连战皆捷，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

这一年，汉口40万工人、市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收复英租界；

这一年，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也是这一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批先驱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詹大悲、李汉俊、袁玉冰等先后就义；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

还是这一年，3月7日，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开学；3月12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向导》周报发表；4月9日，郭沫若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武汉《中央日报》发表；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8月1日，南昌起义；8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统治；9月9日，秋收起义；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进驻江西茨坪，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风起兮云飞扬”“壮士一去兮不复还”，28年后成为新中国十大元帅、十位大将的20位人民军队军事家也是在这一年拔刀立剑，慷慨悲歌，先后从武汉出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华丽转身”“凤凰涅槃”，投身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如果说中国是一艘巨轮，那么它需要英明舵手的引导和驾驭，因为只有英勇果敢、明辨航向的舵手，才能将这艘巨轮驶向胜利、光明的彼岸。

引领巨轮的英明舵手出现了，是毛泽东。

■ “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2021年2月25日，一个普通的日子。

这一天的上午，细雨霏霏，华中科技大学校团委的一批青年师生来到位于武昌都府堤41号的毛泽东同志旧居参观学习，开展红色教育活动。

这是一座晚清民居式的院落，红门灰墙，古色古香。一进大门，左手便见毛泽东与夫人杨开慧的卧室，卧室当中靠墙摆放着一张黑漆木桌。“当年毛泽东同志就是在这样一张桌子上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万字的宏文仅仅用了4天的时间！”讲解员陈露雯的一番介绍顿时引来青年师生们的啧啧称奇。

1927年的中国可谓“乱云飞渡”，“而立”之际、书生意气的毛泽东却能独立寒秋，“乱云飞渡仍从容”。面对中国大地上的波诡云谲、潮起潮落，这位湖南青年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找出中国革命的症结所在，也为中国革命指出一条正确道路。这，的确是值得称奇！

然而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中共党内，对于农民和农民运动却是褒贬不一，说“糟得很”者有之，说“好得很”者亦有之，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大革命期间，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农民运动搅动了绅士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因此当时“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谈“农”色变，皆曰“糟得很”，污蔑它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

而回顾建党初期中共历次党代会及相应时期的中心工作，也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当时主要是开展农民运动）在其中的权重：

1921年中共一大，中心议题是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

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最高纲领，以及“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最低纲领。

1923年中共三大，中心议题是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明确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

1925年中共四大，中心议题是研讨如何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但中共四大提出工农联盟问题，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者，若不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这也是中共成立之初召开的历次党代会上罕见的“农民议题”。

1927年中共五大，尽管已经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大会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而且在陈独秀的操纵下拒绝讨论毛泽东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甚至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领导之外。会后毛泽东登上黄鹤楼，写下“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这样的诗句，抒发心中块垒。

建党初期这些对于农民问题的忽视甚至轻视，由于毛泽东的“力挺”而发生逆转。

1927年初，毛泽东携身怀六甲的杨开慧和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举家从长沙迁居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虽然特别喜欢武汉，但此次携家带口来到武汉可不是观光旅游的，而是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指导并开展湖北乃至全国的农民运动。

之前的1926年11月，毛泽东曾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身份来到武汉，筹划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又特地回到当时的全国农民运动中心湖南，用32天的时间，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回来后便写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两万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标题到内容，通篇贯穿了一个“农”字，字里行间饱含着一代革命领袖和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尤其是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的厚谊深情，体现的是人民情怀。

在武昌都府堤41号的那座院子里，有一组毛泽东当年在汉时的全家福雕塑：身着长褂的毛泽东手牵当时只有4岁多的毛岸英；杨开慧则怀抱1927年4月4日农讲所举办开学典礼那天在武昌同仁医院（现武汉市第三医院）出生的小儿子毛岸龙；旁边站着身着军装英姿勃发的毛泽覃和西装革履斯文儒雅的毛泽民，其中一位双手牵着毛泽东的二儿子毛岸青。这里就是毛泽东一家人此生最后的团圆地了，两个弟弟也因为革命工作罕有地与哥哥在武汉相聚，之后，他们一家就再也没能团圆了……

不过，即使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毛泽东实际上也很少能与家人真正地团聚，因为他总是这个院子里走得最早又回得最晚的那个人：每天天还不亮，家人还在熟睡中，他就已经悄悄起床，前往两百米之外的讲习所开始训练、教务工作了；而当深夜回家的时候，妻儿们都已进入梦乡。毛泽东夜以继日做的几乎只有一件事：农民、农运工作。

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村问题情有独钟，盖源于他自己出身于农民家庭，也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谙与熟稔，更源于他对导致辛亥革命最终失败原因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出身农民家庭的毛泽东自幼就与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有着天然联系与感情，对他们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当时湖南多地发生饥民抢米事件，饥民的惨状引起了他对农民问题的深沉思考。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敏锐地意识到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早在广州农讲所担任所长期间，毛泽东就在讲授农讲所主课《中国农民问题》时深刻地指出：辛亥革命的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因为“未得到三万万两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又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于是他投身革命之初便下大力气开展农民运动，并在国共两党都成为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以致于瞿秋白曾说澎湃、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革命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能否得到农民的帮助和拥护。他的这种观点与中共中央早期领导人的观点常相龃龉，因此他常常受到党内排挤甚至被边缘化。直到“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毛泽东关于农民、农运的观点得到采纳，在之后漫长的革命斗争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成为了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和建设的纲领性文件、经典中的经典。中国革命后来的发展也印证了毛泽东的英明和正确，中国共产党最终摒弃了苏俄舶来品——“城市革命”“工人暴动”，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并最终将中国这艘巨轮引向胜利，引向光明。

■ “上山”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写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句朗朗上口、形象生动的话，后来几乎成为几代中国人老少咸知的一句经典名言。

这句话其实反映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另一重重大思考：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只有走武装革命的道路。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陈磊博士对此做了多年专题研究，并写出题为《从实践到理论：毛泽东“上山”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的论文，提出一个新的论点——毛泽东“上山”思想。2月26日上午他给长江日报记者发来微信，概述了这一论点：

“客观地讲，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核心，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的。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毛泽东从武汉到井冈山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马日事变’后，面对革命危机，毛泽东在武汉提出‘上山’思想，主张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保存武力，坚持武装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上山’思想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论文中，记者注意到陈磊博士对“上山”一词做了专门解释：文中“上山”，本指中国历史上的绿林豪杰在官逼民反的背景下占山为王、割据一方的行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被毛泽东赋以独特的时代意蕴，指前往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带，依靠农民，注重军事，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为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之先声。

在武昌红巷13号武汉革命博物馆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二楼展厅，记者也看到人民出版社1958年9月出版的《星火燎原》第二集袁任远所撰《石门南乡的起义》一文的节录：“‘马日事变’时，我适在长沙开会，后因受到通缉，跑到武汉。六月底，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的日租界的一家旅馆里，召集湖南被迫来武汉的同志开会……会上毛泽东同志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上山”。

毛泽东主办武昌农讲所的短暂实践，印证了上述观点。农讲所《规约》就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农讲所虽然讲习的是农民运动，但设置了军事教育委员会，学员每人发一支“七九”式汉阳造步枪，一律着军装，过军事化的生活，俨然是另一所“黄埔军校”。经过军事训练的学员在麻城剿匪和粉碎夏斗寅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800名学员中许多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断，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也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下 篇

■ 赓续

2021年2月25日上午，就在华中科技大学校团委那批青年师生参观毛泽东同志旧居、感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精神内涵的同时，千里之外，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隆重举行。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从毛泽东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带领农民闹革命，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带领亿万农民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赓续“报告”的精神内涵，奋斗不息。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从推翻旧世界到建设新中国，再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体现的“以民为本”的人民情怀贯穿始终，并成为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的最有力支撑：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让人们最终过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甚至“按需分配”的美好生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让人民当家作主；

抗日战争时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实行土改，彻底废除了千百年来封建土地所有制，“耕者有其田”，世世代代没有土地的农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行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春潮澎湃40多年，中国人民从此“富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重大成就，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精神内涵可以说是历久弥新，赓续至今。

■ “圆”

94年前的这个春天——1927年的春天，毛泽东在武汉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农民问题才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进而阐发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中国革命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建立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51年后的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开启，一度搁浅的中国巨轮再次破浪远航，而助推巨轮这次启航的又是党所领导的一群中国农民。

“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但却有惊人的相似。”列宁曾经这样说道。

革命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改革开放——“农村包围城市”。历史，在这里画了一个“圆”。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社员们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1978年秋收后的一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一间低矮破旧的茅草屋里，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等18个衣衫褴褛的村民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冒死在一张十多厘米见方的纸片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当晚，他们连夜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曾经被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包干”，第二年小岗村家家都丰收了。

让18个村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一纸红手印契约，成就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也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资料显示，1982年全国推广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后，1984年粮食达到40730.5万吨，年均增长近9%。到1989年，全国多数地区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2003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耕地承包期30年不变，这最终给中国农村亿万个“严宏昌们”吃上了一颗定心丸，也为他们的“红手印契约”撑开了一面坚实的法律保护伞。

自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迄今，农民——这个中国最大的人民群体，始终是党和国家最关注的对象。使他们翻身当家作主人，带领他们脱贫致富奔小康，让全中国人民一道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也始终是党和政府的不懈追求。

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如何让他们脱贫致富奔小康，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现代生活，又提上了党和政府的重要议程。

改革开放之初兴起、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红红火火的乡镇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现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璀璨耀眼的许多品牌，其中不少都出自这些乡镇企业之手。如果说小岗村开启的承包制是将农民个体解放出来并带上脱贫致富路，那么党和政府致力于发展乡镇企业无疑就是将农民整建制地组织起来，形成一支支“连排小部队”甚至“营团大部队”，鏖战经济主战主场，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带领农民创业致富。乡镇企业，从1989年开始更成为国家农村发展战略。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契合了毛泽东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的将农民“组织起来”，并开展“合作化运动”的想法，“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既是一个革命著作，也是一部经济宝典、社会宝典，其中的见解和思考改造过去，也影响今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第一号文件》，之后每年发布的这第一份文件就被称为“一号文件”。“一号文件”现在已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了：1982年至1986年连续5年发布的“一号文件”都以“三农”为主题；2004年至2020年连续17年发布的“一号文件”也都以“三农”为主题。这突出反映出“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中之重”的地位。

十八大以来，农村发展战略实现了从“新农村建设战略”到“新农村建设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并举、再到“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并举的演变，十九大以后“乡村振兴战略”方兴未艾。所有这些“战略”，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好中国的“三农”问题，让中国广大农民人人都过上好日子。

在脱贫致富这个问题上，百年来，党同人民好梦同圆。

■ 脱贫，最好的“报告”

2021年2月26日，中国传统的元宵节。

这天的一大早，刚刚在北京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刘志耀就带着元宵，赶赴120公里之外的江夏区舒安街八秀村，与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们一起分享获奖的喜悦。刘志耀来到八秀村脱贫户李寿春家，与他一家人煮元宵、吃元宵，分享胜利果实，并与李寿春共商开春之际把有机水稻种植好，把农副产品养殖好。

人在北京领奖，心挂武汉老乡。2月25日上午，刘志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受到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下午他就匆匆赶回了武汉。

“明天就是元宵佳节了，我想去看看几位扶贫对象，和他们一起吃元宵，也和他们一起谋划谋划今年的打算。”当晚，记者电话采访他时，他这样对记者说。

扶贫干部刘志耀先后任武汉市民政局驻江夏区舒安街八秀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片区联络员，挂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2009年至今，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他踏遍黄陂区、江夏区29个村，跑出18万公里扶贫路，帮扶1700多个贫困家庭走出困境，与700多户贫困家庭结成“穷亲戚”。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武汉市共有7名个人和2个集体获得表彰。“像我这样的干部其实还有不少，我只是他们的一个普通代表。”刘志耀对记者说。的确，像刘志耀这样的扶贫干部确实不少。十八大以来，全国共选派277.8万扶贫干部驻村扶贫，有1800多名扶贫干部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这些扶贫干部，从机关，从学校，从企事业单位，从军营警营，从发达的城市，从偏远的县城，深入穷乡僻壤，深入海角天涯，深入人迹罕至最艰苦的地方，帮助带领贫困乡亲脱贫致富奔小康，谱写了人类历史上堪为绝唱的“中国脱贫攻坚交响曲”。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矢志不渝的“为民”初心。

“8年来，我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坚持看真贫，坚持了解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的实际情况，面对面同贫困群众聊家常、算细账，亲身感受脱贫攻坚带来的巨大变化。我在各地都看到，广大脱贫群众露出了真诚笑脸，这是对脱贫攻坚的最大肯定，是对广大党员、干部倾情付出的最高褒奖，也是对革命先辈和英烈的最好告慰。”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2013年亲自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之后又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总攻令的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

作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诞生地，武汉奋力书写了脱贫攻坚的时代答卷：

——2014年至2018年，武汉共实现国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88500人脱贫、271个贫困村摘帽，全市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3.6%下降到2018年底的趋近于零。到2018年底，武汉基本结束了农村存在绝对贫困人口的历史。

——武汉市委、市政府始终将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和头等大事。在资金投入上，从2016年到目前，投入中央、省市区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70.8亿元。在力量调配上，共选派1059个驻村工作队、3225名驻村干部开展驻村帮扶，全市3.4万名党员干部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武汉革命博物馆作为武昌农讲所旧址所在地，也时刻不忘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据武汉革命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高万娥介绍，他们长年举行“革命文化下乡村”送展活动，将精彩展览送到武汉市一些乡村的党群服务中心，把乡村变为博物馆外的第二课堂，为村民们送去物质和精神双重文化服务。

赓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带领中国人民，尤其是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实现全面小康，过上无数革命先辈和革命先烈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提交给这个世界的最好的“报告”！

长江日报记者余坦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