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亮相 王贺胜出任首任局长 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将迎重大变革

▲王贺胜。国新办官网供图

▲常继乐。国新办官网供图

▲沈洪兵。南京医科大学官网供图

▲孙阳。中国网供图

4月28日，国务院任命王贺胜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常继乐、沈洪兵、孙阳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这是“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这一机构的首次亮相。

追问

国家疾控局领导班子如何构成？

根据人社部目前发布的信息，王贺胜为国家疾控局局长，常继乐、沈洪兵、孙阳出任副局长，构成“一正三副”的格局。

根据官方消息，王贺胜于2018年3月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负责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政医管、宣传等方面工作。分管体制改革司、医政医管局、宣传司等部门。去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王贺胜曾任湖北省委常委、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挥长、省卫健委党组书记，参与一线疫情防控。 副局长常继乐曾任卫生部人事司副司长、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也是去年疫情时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成员。

沈洪兵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博士、流行病学家。现任南京医科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兼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生物与医学学部委员、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士。

孙阳曾任国家卫生计生委药政司副司长、国家卫健委卫生应急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挥中心）主任、国家卫计委医管中心主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虎峰介绍，疾病防控需要行政管理与专业指导双重支撑。现有的领导成员中，既有经验丰富的卫生行政领导，又有从事科研工作的院士，也有具备疾控、医院管理、卫生应急方面经验的管理者，形成了一个较为全面合理的组合。新的组织架构为落实中央提出的医防协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将为改革联动探索新的模式和经验。

国家疾控局的成立有何意义？

新冠疫情发生后，对于疾控体系改革呼声不断。

王虎峰介绍，我国的疾控体系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医改的重要内容，国家疾控局的成立，是疾控体系改革的重要部分、关键构成，意味着疾病预防控制提升到更重要的地位，也有利于将我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成功经验上升到制度层面，对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深远的意义。

“新冠疫情中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经验，是利用社会治理的组织手段开展疫情防控，其中涉及法律、政策、管理等多方面，都会体现在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局中，它可以作为一个载体，将行之有效的经验作为管理制度固定下来。”王虎峰说。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栾荣生认为，这是新冠疫情发生后，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在体制机制方面的重大改革。

这个新机构将发挥什么作用？

“长期以来，‘防治结合’落实不力，往往是以治疗为重点，预防工作滞后，也比较难以沟通协调或出台有力的政策，国家局成立后，可以期待改变这一局面。”王虎峰表示，新机构对于重大传染病、慢性病、职业病、地方病的防控以及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将进一步加强，相关部门的职能机构也会进一步整合。

栾荣生介绍，从去年开始，疾控改革方案就在讨论之中，但一直未曾敲定。国家部委层面的改革启动后，地方改革将迅速跟进，预计今年年底前就能进行。省市级大概率也会成立疾控局，省市卫健委中和分散在各个处室中与疾控相关的职能，可能也会归并在疾控局里。

解读

新机构与卫健委疾控局有何区别？

分析人士称，首次亮相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与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属的疾病预防控制局不同。

栾荣生认为，此前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为司局级，而国家疾控局应为副部级，会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职能，地位可能相当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局。

国家卫健委官网上目前仍有疾病预防控制局的相关信息。这一机构的主要职责包括拟订重大疾病防治规划、国家免疫规划、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并组织实施，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承担传染病疫情信息发布工作。

新机构与中国疾控中心如何分工？

王虎峰介绍，国家疾控局主要负责政策与管理，中国疾控中心负责技术业务。

而国家卫健委的疾病预防控制局与大家熟知的疾控中心，本质上是两个机构。

根据《中央编办关于国家卫生健康委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的批复》(中央编办复字〔2018〕90号)，设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事业单位。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职责来看，它主要扮演的是专家型角色，负责提出建议与技术支撑。其主要工作内容也更偏重于方案、指南、规范的制定，与科学技术的研究与教育培训等学术方向。

而卫健委疾控局则更像是一个政策的执行者。换句话说，卫健委内设的疾控局是行政部门，拥有行政权力，而疾控中心是事业单位，负责向卫健委提供建议，并不拥有行政权力。

2020年2月27日，钟南山就曾在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上表示：“这次暴露的短板，我们CDC（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了，只是个技术部门，CDC的特殊地位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分析

公卫体系将迎重大变革

在现有的公卫体系中，另设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或许预示着公卫体系将迎来一场重大变革。

这一场变革从历史上来看，其实早有预兆。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领域一片荒芜，婴幼儿死亡率高达200‰，人口死亡率约20‰, 平均预期寿命仅35岁。

1953年，我国参照苏联防疫经验，设立贯通省、市、县各级的卫生防疫站，预防接种逐渐走上正轨。此后，寄生虫病、地方病等专病防治院也相继成立。

到1965年底，全国卫生防疫站共2499个，是1952年的16倍，公共卫生医师(技师) 6428 人，较1952年增加11倍，覆盖全国的公共卫生体系雏形建成。

在这一时期，农村医疗基本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卫生底子薄弱的中国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也开始逐渐成型。

中国领先全世界16年将流行3000余年的天花消灭，鼠疫、霍乱绝迹，性传播疾病踪影罕见。1977年，我国人口死亡率下降至6.87‰，世界卫生组织称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板”。

然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我国的经济水平发展，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开始向更高水平发展，这个曾经运转良好体系开始失灵。

2002年，随着经济与国际接轨，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逐步由“防疫”转向“慢性非传染病防治”，与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工作重点一致。当时，全国卫生防疫站开始改组为疾控中心，卫生监督职能被慢慢剥离，预防保健工作渐渐走上正轨。

遗憾的是，转型尚未完成，此前防疫网络遗留下的脆弱漏洞便被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趁虚而入，将整个公共卫生体系打得措手不及。SARS的惨痛教训，让长期被忽视的公共卫生事业重回视野。

公共卫生领域有一句话：“在预防上每投入1元钱，就能够节省8元的治疗费用和100元的抢救费用。”

回到钟南山院士在2020年2月27日抛出的问题。在经历了2020年的新冠疫情冲击后，国内对公共卫生体系改革讨论的声量逐步增大——尤其是对大公卫体系与疾控中心职能的讨论，赋予疾控行政权力的呼声不绝于耳。

那么，新的国家疾控局成立，是否意味着大公卫体系又向前迈进一步？疾控的地位是否会得到提升？现有的体系是否进行重新整合？职能又会如何划分？

无论如何，公卫体系的改革已经箭在弦上。

综合新华社、新京报、健康界、丁香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