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众多市民到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观看“长江万里青——长江流域青铜器精品展”。
三星堆博物馆铜人头像。
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提梁壶。
随州市博物馆蟠龙兽首铜罍（léi）。
江西省博物馆兽面纹虎耳方鼎。
湖北荆州博物馆战国菱格纹铜剑。
三星堆博物馆铜人面具。
金沙遗址博物馆铜鸟
武汉晚报讯（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白雪） 6月11日上午，汇聚了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等12家文博单位118件（套）精品文物的“长江万里青——长江流域青铜器精品展”，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开幕。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和黄河一样，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此次展览，根据商周时期长江流域文化特征，划分为“既田疾兵”“设宴飨客”“异彩华章”三个单元，以及精品文物展区“物华天宝”，分别展示长江流域代表性的青铜兵器、农具、炊器、宴饮器、祭祀用具和乐器。
118件（套）文物，均为长江流域商周时期重要遗址的典型青铜器代表，包括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铜人像、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编钟、湖北荆州菱格纹铜剑、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铜方鼎等。展览从青铜器精品入手，由小及大、由点及面，通过多媒体投影视频、场景画、图像和文字说明等，再现长江流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与独特的艺术审美，实证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起源。
展览现场，最吸引观众的文物首推三星堆遗址铜人面具。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考古研究部主任廖航说，长江流域面积广大，自然环境优越，促成了多彩的地理风貌，养育了丰富的自然物种。在这样的地理条件影响下，长江流域形成了敬神好巫的传统，自然崇拜和巫术是长江流域信仰体系的一大特点。尤其是上游的巴蜀地区，以神秘诡谲、造型奇特的青铜雕像群为代表，产生了青铜树、青铜面具等特殊器物。一般认为，这样的器物被赋予了沟通神灵的功能。
此次展出的这件铜人面具，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方形的人面上有着三角形的突出大眼，浓眉，眉部及眼眶用黑彩描绘，蒜头鼻，大口。面具的眉间、眉梢末端各有一个长方形穿孔，两个耳垂各有一个圆孔，面具后缘下转角处也各有一个方穿。根据面具尺寸及穿孔位置，推测这种面具很有可能是绑缚或镶嵌在木质建筑或泥质身躯上作为装饰用，在宗教活动中主要用于祈祷，担任人与神沟通的媒介。
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王方说，透过考古发掘搭建的商代青铜文明的图景，不难发现，南方与中原的青铜器面貌差异不小，但有两件器物明显具有连接不同地域纽带的作用，就是尊和罍。在长江流域商代晚期遗址中，尊和罍的出土数量不少，且器形、铸造等与中原商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认为，它们可能受中原青铜器影响在长江中游出现后，又传播到长江流域其他区域。
以三星堆为例，既有与中原夏商王朝类似的青铜器和玉璋、玉琮、玉戈等，又有独特的青铜神像、金杖、面具、神树等，尤其是最新考古发掘出土的跪坐人像，面部是典型的三星堆风格，头顶的圆口尊从器形到纹样则是典型的中原商王朝风格，明显体现了三星堆对中原青铜器铜尊非常尊崇，也可以说是对中原文明“心向往之”。正是这种文化和价值的认同，在长江流域不同区域与黄河流域中原文明的长期交流互鉴中，逐步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盘龙城遗址在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中处于什么位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介绍，长江流域的商周遗址中，盘龙城的年代较早，系商代早期甚至更早，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更接近中原风格。这让学界认为，在长江流域，盘龙城是与中原王朝关系最密切的地方。盘龙城之于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意义，目前普遍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商王朝南土的中心和中转站，盘龙城一脉相承地沿袭了中原礼制和风格之后，再将其传播到更广阔的地域，包括两湖、江西、四川、安徽等地。盘龙城衰落之后的商代中晚期，长江流域其他地方的青铜文明兴盛，并将中原与地方风格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地域性特征。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院长万琳表示，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是长江中游当之无愧的龙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充分发挥引领和辐射作用。盘龙城文化作为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发现与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长江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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