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极大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艾思奇：讲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我们现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样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讲好的人才。我们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这就是艾思奇同志给我们的启示。

——2020年1月19日下午，正在云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腾冲和顺古镇的艾思奇纪念馆，高度评价艾思奇为党的理论宣传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作出的积极贡献

艾思奇纪念馆。

17岁就被判死刑

艾思奇家学渊源，父亲李曰垓早年加入同盟会，在护国讨袁斗争中任蔡锷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讨袁檄文》就是出自他的笔下，被好友章太炎誉为“滇南一支笔”。

艾思奇读私塾时，父亲便给他讲“塞翁失马”的故事。在这样的家庭教育背景下，艾思奇少年时期就接触到中西哲学，并表现出很高的哲学领悟力。比他大6岁的哥哥李生庄，在腾冲首办女子中学，创办了腾冲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日报《腾越日报》，艾思奇15岁就跟随大哥阅读《反杜林论》，接触到黑格尔、康德等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1927年，艾思奇前往南京投奔大哥李生庄。此时大哥李生庄被军阀孙传芳列入黑名单。一天，艾思奇去东南大学宿舍找大哥，大哥不在，恰逢军警来抓人，艾思奇被抓走了。在狱中他遭受严刑拷打，并被判处死刑。因为当时他年仅17岁，加上大哥与父亲多方奔走，艾思奇才被保释出狱。随后，他留学日本，在日本真正深入接触马克思主义。

艾思奇手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艾思奇愤然弃学回国，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在著名共产党人、哲学家、“社联”发起人之一杜国庠介绍下，他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担任“社联”的研究部长。后在“社联”的安排下，到《申报》流通读书指导部工作。

1934年11月10日，《读书生活》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李公朴任主编，艾思奇负责撰写《哲学讲话》《科学讲话》栏目，同时也为《读者问答》《名词浅释》撰稿。其间，艾思奇在《哲学讲话》栏目中写成24篇讲稿，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在《读书生活》上连载，1936年1月出版时，初名叫《哲学讲话》，1936年6月第四版时改为《大众哲学》。

艾思奇著作《大众哲学》。

把握了当时中国最紧迫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初，许多青年既对国家和社会现状不满，又为个人生活担忧，彷徨而不知出路。《大众哲学》从青年读者所关心的问题入手，在该书“绪论”中，艾思奇说：“现在是经济恐慌的时代，……失业和生活难是大家都看得见，大家都容易明白的事，所以最好就把它拿来当做说明的例子。”他进而说，面对失业和生活困难，人们大致有失望自杀、屈服忍受、努力解决以及视同游戏并一笑置之等四种感想或态度，它们其实代表了厌世主义、宿命论、现实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哲学思想。这样，他就从社会变化、日常生活出发，逐渐从探讨人生态度深入到其背后的哲学思想，进而引导读者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去解决人生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哲学不能单只是说得好听的东西，还要能指导我们做事”。

在世界性的经济恐慌之外，艾思奇还谈到了当时中国经常发生的各种灾难，如水灾、旱灾和兵灾，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村破产、贩卖妇女和失业自杀等现象，当时正是日军加紧侵略中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民族矛盾激化之际，时局也成为艾思奇与读者交流的话题。

正是通过探讨这些事关民族存亡的事件和现象，《大众哲学》真正把握了当时最为紧迫的时代问题。对于当时国内流行的一些观点和学说，艾思奇也进行了回应和剖析。

《大众哲学》全面而系统地讲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给青年和群众提供了一部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当时的很多青年人正是读过了《大众哲学》，才下决心来到延安参加革命。很多学者、干部都是读着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成长起来的。《大众哲学》自1936年1月在上海初版后，不断流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和根据地的读者中，各解放区有很多翻印的版本，如1946年辽东建国书店、1947年晋察冀新华书店、1947年华中新华书店、1947年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大连中苏友协、1948年山西太岳新华书店、哈尔滨光华书店等，都分别再版或翻印《大众哲学》。据统计有32个版本。毛泽东曾称赞《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

艾思奇雕像。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鼓与呼

1935年10月，艾思奇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艾思奇被党组织调往延安。当时，毛泽东正集中精力研究哲学，准备从理论的高度概括、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党在路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常与艾思奇一起研究哲学问题，他们至少共同参加过三种形式的哲学讨论组，包括新哲学会、哲学研究会和毛泽东亲自领导成立的哲学六人小组。

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首次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1940年2月，艾思奇发表《论中国的特殊性》，进一步阐发了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

在延安时期，苏联哲学家有很大影响，但艾思奇在整风期间写文章，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高度批评了一个苏联理论权威，表现了政治和理论的勇气。

艾思奇（1910—1966）

云南腾冲人，原名李生萱，蒙古族，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先后担任过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总编，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他去世后，毛泽东审阅悼词时亲笔加上了“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一语。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