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大为何在武汉召开？武汉文史讲坛走进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

极目新闻记者 陈凌墨

革命危急关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有着怎样的历史贡献？中纪委的前身——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如何诞生于武汉的？因电视剧《觉醒年代》而为大众所熟知的英烈陈延年，对党的纪律建设提出哪些要求？

6月24日，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第11期文史讲坛。湖北党史宣讲团成员、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为市政协委员及来自武汉大学、鸿华服饰、尚格会展等委员所在单位的大学生及员工共80余人，作《中共五大与党的早期廉政文化建设》专题讲座。

讲座重点讲述了1927年经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在紧急时期召开中共五大的历史过程，介绍了中共五大的历史贡献，特别是在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近期，随着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了解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两位革命先烈的事迹。高万娥介绍，历史上，陈延年不仅注重党的组织建设，还注重党的思想建设和党员干部的培养，对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提出了要求并身体力行。陈延年提出“不闲游、不看戏、不下馆子、不作私交”的“四不原则”，也出现在影视作品中。

从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到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由994人发展到57967人。高万娥说，党员数量的发展壮大了党组织，提升了党在大革命局面下的影响力，但是，一些党组织在发展党员过程中忽视了对申请入党人员的考察和教育，有的地方甚至突击成批量发展。这使得一些投机分子趁机混入党内，继而发生侵吞公款、化公为私等贪污行为，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望。由于缺少监督，违反党纪甚至贪污腐化等问题日益严重。尽管这些人是少数，但问题的严重性不容忽视。

因此，为了根除腐败现象，防止腐败在党内蔓延，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中共五大第一次创设了中央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纪委的前身），并制定了监督检查相关制度，保证监察工作顺利进行。

高万娥说，中央监察委员会初步形成了一套以两委（即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基本平行、互相制约，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力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模式。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建设的重要探索，为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和实践基础。

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武汉成立后，选举产生了领导班子，由王荷波任主席，杨匏安任副主席，有5名委员和3名候补委员。根据有关资料，中共五大闭幕第二天，中央监察委员会就召开第一次会议，进行工作分工。中央监察委员会马上就依据党章履行职责，主要是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其中包括对未能执行党的决议、或者没有完成工作任务的党员严格问责，并按照党纪严肃处理。

这10人中，8人先后牺牲，1人失踪，只有刘峻山1人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高万娥说，王荷波在中共五大召开5个月后由于叛徒出卖被捕。他在监狱中受尽酷刑但始终坚守党的机密，留下的唯一遗嘱是请求党组织教育他的子女，让他们坚持走革命的道路。

中共五大开创了党史上的十多个“第一”，在党章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第一次初步提出完善和健全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第一次将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全国、省、市或县、区、生产单位五级、第一次对党的纪律处分划分了等级。五大还明确提出实行“集体领导”。她说：“中共五大建立了较为严密的党的组织体系和工作制度，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讲座开始前，大家还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展览，重温了陕甘宁边区1937年判决黄克功案、1941年判决肖玉璧案，新中国成立后的刘青山、张子善案等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历史。

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武汉市政协委员潘春旭特意把学生们带来一起参加活动，了解党的历史，了解武汉的历史。他说：“一些硕士和博士同学即将参加工作，未来他们有可能走上领导岗位，接受此次廉政教育作用很大。”

武汉政协委员、鸿华服饰董事长范红华带领公司部分高管和年轻员工一起参与了学习教育活动。她说，学习党的历史，接受廉政教育活动，对个人素质修养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提升。

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负责人表示，武汉文史讲坛至今自2020年7月开展以来，已举办11期，旨在发挥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专业优势，促进文化、文史领域与市民大众的交流融合，体现政协文化文史工作存史资政、以文化人、凝聚人心的功能，提升市民群众的文化文史知识素养，并积极推动武汉疫后文化重建，扩大人民政协工作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