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曾总结自己的性格，一是打抱不平，二是吃得起亏，三是要干就干到底。”在董绍壬的眼中，正是董必武所代表的湖北人身上的坚韧品质推动了这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救国图存
陈潭秋牺牲的消息长时间不为人所知。直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还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代表们没想到，陈潭秋早已在一年多前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坚强的党性和远大的理想事关一个人的基本信仰。只有那些不但具有崇高理想而且又具有坚定信念的人，才能经受任何艰难曲折的考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胜利，到达辉煌的顶点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卫彬 李鹏翔 梁建强 王斯班
1921年7月23日，上海的空气闷热，似乎孕育着一场雷暴。
在法租界望志路的一栋青砖小楼里，一群青年围坐桌旁。他们满怀理想豪情，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矢志改变中国的面貌。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聚集于此，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3名中共一大会议出席者中，湖北籍占了5席，分别是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刘仁静、包惠僧。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这5位湖北籍参会者，有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人血洒刑场，为自己的信仰英勇献身；有人则离开队伍，走上曲折的人生道路。
大浪淘沙，始见真金璀璨；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革命火种，在荆楚大地孕育
5/13——来自湖北籍参会者在全国省份中占比最高，这一现象绝非偶然。
“首先有人为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在湖北传播过程中，李汉俊起到了引领作用。”董必武之孙、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会长董绍壬认为，正是李汉俊作为马克思主义道路上的先行者，带动了一批有志于改变旧中国面貌的志士加入革命队伍。
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离开家乡湖北潜江东渡日本求学。旅日期间，他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接受了红色启蒙。
1919年春，李汉俊回国，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年，董必武来到上海，恰与李汉俊比邻而居。李汉俊给他讲述俄国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入门》《政治经济学入门》等著作。董必武在后来的回忆中，称其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在初步接触共产主义后，董必武回到武汉，通过办学进一步播撒革命思想。
时势，造就英雄；英雄，引领时代。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国清认为，除了李汉俊的个人求索之外，湖北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地域条件也对革命者的成长有着决定性影响。
“荆楚大地积淀了人心思读、求学救国以及追求新文化、新科学的文化氛围。”陈国清介绍说，秉持兴师重教的传统，湖北又是全国最早的通商省份，这里便成为新旧文化、东西文化风云际会之所。董必武、陈潭秋通过开办学校播撒革命星火，刘仁静、包惠僧亦是通过不懈求学，接触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先行者。
红色的土地，孕育时代英才。1920年3月，由董必武等人艰难创立的私立武汉中学校正式开始招生。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都曾在这里授课。
在早期革命家的影响下，私立武汉中学校成为培养革命骨干的摇篮。据统计，学校教师中有五位成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在1927年冬爆发的鄂东“黄麻起义”总指挥部的10名领导人中就有5人毕业于私立武汉中学校。
与求学救国氛围相交融的，还有湖北地区悠久的革命传统。历史上，楚人就有“不服周”的性格特征，埋葬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号角也在此吹响。
“我爷爷曾总结自己的性格，一是打抱不平，二是吃得起亏，三是要干就干到底。”在董绍壬的眼中，正是董必武所代表的湖北人身上的坚韧品质推动了这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救国图存。
道路抉择，大浪淘沙见浮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历史，见证并记录着不同时刻的不同选择。
曾经一同开会的五位湖北人，在当时极端恶劣的环境以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人生命运迥异。
董必武从投身辛亥革命到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他是唯一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领导人。
他总是把自己视为人民公仆，以党和人民的“老牛”自勉。他常说：“我们的党是为群众利益服务的，如果不为群众服务，还要组织共产党干什么？”他曾赋诗明志：“革命原非为个人，支持群众得翻身。”
陈潭秋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他拒不屈服。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
陈潭秋牺牲的消息长时间不为人所知。直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还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代表们没想到，陈潭秋早已在一年多前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李汉俊是永远值得党和人民怀念和敬仰的党史人物。1952年8月，为李汉俊同志家属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包惠僧和刘仁静，则在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中，人生的航船一度偏离航向。
大革命失败后，包惠僧误入歧途，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复归。1949年11月，他回到北京。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历任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
刘仁静1929年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学习改造，他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后任国务院参事。
“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晚年的刘仁静，曾这样感慨。
初心使命，引领征程留下时代启示
不同的道路选择，正是对于党性和初心的直接检验。
风雨如磐的岁月中，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否秉持革命信仰，能否矢志不渝追求理想、坚定不移跟党走，关乎个人的命运浮沉。
“坚强的党性和远大的理想事关一个人的基本信仰。只有那些不但具有崇高理想而且又具有坚定信念的人，才能经受任何艰难曲折的考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胜利，到达辉煌的顶点。”陈国清说。
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滞。革命事业正是如此。
“共产主义事业是一股奔涌向前的历史洪流，要历经多个发展阶段，在实践中会遇到许许多多党内、党外重大的斗争以及挫折和磨难。”曾担任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王性初认为，这种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就需要每一个共产党员在主观上自入党那天起，伴随着工作与实践，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要真正具备共产党人的综合素质，经得起生与死、名与利等考验。否则，在历史进程中就会落伍，甚至走向历史的反面。
“按照上述观点去考察中共一大的湖北籍参会者为何成为不同类型的党史人物，答案就十分明晰了。”王性初说。
陈国清认为：“每一个投身革命事业的人，必须要记住前路漫漫。要有坚定的政治定力，不忘初心，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
信仰，引领征程；初心，烛照未来。
如今，在武汉洪山广场的苍松翠柏之中，董必武的铜像巍然挺立。那是他105周年诞辰之际，家乡人民为纪念他而竖立。
他在生前留下的最后一部诗作《九十初度》中写下的话，依旧时刻昭示后人——“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