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接石城屯虎豹 陕北突秀此名州
绥德怎不名天下
“在陕北，绥德名头很不小，它是和延安、榆林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它很多时候是不以县份的名义存在，而是以‘州’的位置矗立于陕北。”陕西作家龙云曾这样评价绥德。
山环水匝古绥州，一片晴光碧树秋。地处榆林东南的绥德，位于陕北两条母亲河无定河、大理河的交汇之地，城池蜿蜒于疏属山、嵯峨山、雕阴山等山峁之间。史志记载，绥德“山势由南而北，水流则由北而南”，因此整座城“山绕孤城水绕山，洞门开傍两溪湾”。
“黄河在其东，沙漠在其北，襟带关陕，控制银夏，实为用武之地。”雄踞在陕北十字路口的绥德，是陕晋宁蒙之枢纽，又称“西北旱码头”。“自秦汉以来，分立郡、州、县之多，未有若绥德一隅者也。”历史上，绥德曾长期是陕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陕北文化集中分布、高度浓缩之地。
“山接石城屯虎豹，水交沙壑混鱼龙。”绥德古迹甚多，英杰辈出，更以“绥德汉”声名远播。清乾隆皇帝题赞此地为“秦汉名邦”；清道光年间，知州江士松手书“天下名州”四字，故又有“名州”之称。
黄土文化看陕北，陕北文化看绥（德）米（脂）。坐落于黄土高原沟壑之间的上郡古邑，何以名天下？金秋九月，正是塞上好时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进陕北文化繁兴之地绥德，探寻古城“名”之所寄。
千年咏叹，“名”起秦汉
山势嵯峨接碧天，扶苏有墓葬危巅。
位于绥德县城的疏属山，海拔近900米，山形似“雕镂”而成，故曰“疏”，且“连接”周围山峦，故为“属”。《山海经》云：“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接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这里是绥德最早的城址所在地。疏属山顶有墓，长约30米，高6米，长眠者即为秦公子扶苏。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其雄。”嬴政统一六国后，遣“将门虎子”蒙恬率军三十万驻守今陕北地区，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今河套地区）。蒙恬率军筑万里长城，使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并开九州直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
始皇“焚书坑儒”后，“为人仁”“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的秦公子扶苏，因谏获罪，被发配至上郡（今陕北）监蒙恬军，协助蒙恬修筑长城、抵御匈奴。绥德，即当年扶苏监军所在之地。扶苏在此征战三年，饱受风霜之苦。
公元前210年，始皇驾崩，秦帝国大厦将倾，在波诡云谲、杀机四伏的宫廷政变中，始皇长子扶苏最终被迫在绥德城南卢家湾石壁下挥剑自刎，蒙恬亦吞药自尽。“敬拜英雄的绥德人，与秦国三十万将士一起，泣以甲胄掬土，状似山丘，厚葬蒙恬于绥德城西大理河滨；安葬扶苏于疏属山巅，并建扶苏祠，唤作‘扶苏巷’。”绥德历史文化研究学者耿永君介绍说，“两千多年来，扶苏与蒙恬隔大理河朝夕守望，风雨相依，成为绥德历史文化的两棵参天大树。”
“春草离离墓道侵，千年塞下此冤沉。”此后，绥德便成为秦末伤心之地。扶苏殒命之地有呜咽泉，相传是二人麾下将士泪流沾衣，使泉水呜咽而得名。后人诗云：“泉声似泣还似诉，仿佛公子遭谗奸。”泉水所在之地亦称“杀子谷”，唐代胡曾有《杀子谷》一诗：“举国贤良尽垂泪，扶苏屈死戍边时。至今谷口泉呜咽，犹似当年恨李斯。”
“皎皎金波天际流，扶苏赏月正中秋。”扶苏在绥德监军时，设府于疏属山，城北有扶苏“望月台”遗址。两千多年来，绥德历代文人墨客多在此登临抒意，咏叹秦时明月，“独哀公子庙，遗像卧苍烟”。如郝宗玄诗云：“荒台突兀插山头，帝子人传此地逝。留得当时明月在，一天烟水似含愁。”
最有名的诗作来自五代诗人韦庄，其进士及第之前，曾外出求学浪游于今绥德地区，登城楼以怀古，写下《绥州作》一诗：“雕阴无树水南流，雉堞连云古帝州。带雨晚驼鸣远戍，望乡孤客倚高楼。明妃去日花应笑，蔡琰归时鬓已秋。一曲单于暮烽起，扶苏城上月如钩。”雕阴即雕阴山，在今绥德城西南方，隋大业初年，古绥州曾改名雕阴郡。
此诗不仅写出了当年绥德作为大漠边城驼铃悠扬的自然风貌，还借昭君（即明妃）出塞和文姬归汉（蔡琰即蔡文姬）之典故，道出了秦汉时期绥德地理位置之重要。
汉朝以降，北击匈奴成为国之大事。连年的汉匈大战中，借助于蒙恬开凿的“古代高速公路”秦直道，陕北成为战事前线，处于枢纽地位的绥德，亦成为战略要冲。
“时巡几度过东岗，漫访将军古寨场。”汉代“飞将军”李广曾在绥德戍边御敌，历尽70余场战事，勇克匈奴，威震塞上。现绥德李广寨、西马湾、铁茄坪等地，正是李广率领边关将士征战上郡时安营扎寨、洗马屯兵之地。“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一诗所写李广射虎之事，传说就发生在今绥德城东的虎焉村。
汉武帝也曾亲率18万铁骑，巡边于绥德。今绥德落雁砭村，相传为昭君出塞路过此地时，以“落雁”之貌惊落飞雁而得名。
汉朝，亦是绥德文化的灿烂繁盛期，最典型的代表是大量出土的绥德汉画像石。陕北是我国四大汉画像石分布区之一，而绥德是陕北地区出土汉画像石最多的县域，自1953年至今，共出土画像石500余块，在全国亦属罕见，主要反映了东汉年间陕北社会生活风貌。
“绥德汉画像石的原料，采用的是一种在无定河流域广泛分布的砂质页岩，此石属于陆源母岩风化后碎屑被搬运沉淀所成，自然平整，薄厚均匀，质地脆软。”研究者来嘉琪在《绥德汉代画像石研究》一文中指出：“绥德汉画石像不仅出土量大，而且内容丰富，技法娴熟，地域特色鲜明，集雕刻与绘画于一体，构图上匠心独运。”
农耕植禾、楼阁庄园、宴饮庖厨、车马出行、军事征战……正如史学家翦伯赞所言，画像石为雕刻在石头上的一部“绣像的汉代史”，这在“包罗万象，涵盖人间百态”的绥德汉画像石中尤为明显，从中可窥见汉代绥德及陕北地区独特的风俗人情。
《草原景观图》中二牛相抵，旁边麋鹿、山鸡嬉戏，展现了汉代上郡水草丰茂的景象；《献俘图》中胡人跪拜俯首，胜利一方眉梢之喜跃然石上，反映了边塞地区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拾粪图》《播耕图》《收获图》等，是汉代北方地区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候火起雕城，尘沙拥战声。”在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大破北匈奴之前，陕北一直是阻挡匈奴铁蹄踏进中原与长安都城的前哨，此处常常战马嘶鸣，狼烟遍地。而绥德汉画像石的兴盛时期，刚好处于汉军占据优势，胡羌势力相对弱小，双方处于和平的时期。因为真实再现东汉时期“北匈奴后西撤、战事平息，陕北地区社会生产长足恢复发展，出现‘沃野千里，谷稼殷积’的繁荣景象”，绥德汉画像石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荟萃之地，“名”在文化
“提起那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四妹子爱上那个三哥哥，他是奴家的知心人。”
1941年，一直在骡马店做工、为过往客商喂牲口的绥德满堂川乡三十里铺村人常永昌，在和本村农民白合山铡草的过程中，完成了陕北民歌的不朽之作《三十里铺》。此歌以本村女子王凤英和参军抗日的后生郝增喜为原型而创作：郝增喜要去参军，爱慕他的王凤英站在自家硷畔（指陕北庄户人院墙外大门口的一块平地）上为他送行，增喜一步一回头，凤英不舍泪花流……
这首诞生于绥德民间的爱情歌曲，很快卷着黄土高原的尘和沙，在陕北的沟沟峁峁间传唱开来，成为陕北民歌最经典的曲目之一。
“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陕北广袤贫瘠，历来战火纷争不断，造就了陕北人极强的生存意识和生死相随的牺牲精神，民歌往往出奇大胆，动人心弦。以信天游为主要代表的陕北民歌，不受格律束缚，随时随地即兴而唱，曲风高亢嘹亮，自由奔放。凄然悲壮、无限拖长的高音如沙漠一般辽阔，大起大落、沉郁顿挫的旋律如陕北高原的万千褶皱。千百年的流传中，山、沟、草、沙、骡子、脚夫等黄土高原常见的人、物、事，是陕北民歌的经典符号，其中绥德民歌颇具代表性。
拦羊嗓子回牛声，野调哼出天籁音。绥德民歌多是群众在耕地、赶路、放牧等各种生活场景里触景生情，即兴编唱的；歌词创作多用赋比兴、排比、夸张等手法直抒胸臆，还常用大量古老而又原汁原味的陕北方言叠字、重词如毛眼眼、俊脸脸、白牙牙、巧手手、蓝格英英、红格艳艳、白格生生、绿格争争等，与曲调结合后，更显动听、俏丽、情浓意切。
陕北民歌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或许正是《诗经》的延续。《诗经》所书的西周时期绥德地区为游牧部落所据，秦时为三十六郡之一的上郡。绥德之名，始于北魏时期，取“绥民以德”之意。及唐置绥州，明朝时绥德为九边重镇之一延绥镇治所之所在（后迁至榆林城），所辖地域空前广阔，北至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卫），西至甘肃庆阳（庆阳卫），南至延安，是当时陕北乃至陕甘蒙等多地跨界的中心。
因为处于南连延安、北接榆林的枢纽之地，绥德是公认的陕北民间艺术集中分布、浓缩荟萃的代表性区域，正所谓“黄土文化看陕北，陕北文化看绥（德）米（脂）”。绥德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民歌之乡”“秧歌舞蹈之乡”“唢呐之乡”“石雕之乡”“剪纸之乡”，非遗保护项目数量多、质量好。
“闺妇持刀坐，自怜裁剪新。叶催情缀色，花寄手成春。”绥德剪纸，是陕西剪纸的一个重要流派。绥德婆姨靠最原始的一支笔、一把剪刀，在简单的大红纸上，创作出了一幅幅风格独特、饱含女性审美和精神品质的作品：“窗花”可以由花鸟草虫剪到果木菜蔬，从文房四宝裁到琴棋书画；“喜花”既可粘贴于洞房的窗户、摆件、嫁妆，也可将花纹绣于鞋垫、围裙、肚兜等物品之上。
“绥德剪纸形式多样、题材广泛、造型简练淳朴、粗犷浑厚、热情奔放，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陕北民俗文化研究专家李贵龙曾如此写道，“和绥德汉画像石一样，绥德剪纸是穿越时空解读陕北乃至北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以至人们对宇宙认识、人生感悟的图样密码和获取历史启迪的活化石。”
流行于绥德、米脂一带的绥米唢呐，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外来乐器，唢呐于公元3世纪前后自波斯、阿拉伯一带传入我国，最先作为宫廷器乐演奏；明代时开始作为军乐，后来逐渐传入民间。
胡汉交错、金戈铁马的动荡边陲之地，百姓于极端环境中征服苦难，博得生存，自然和唢呐高亢嘹亮、粗犷深沉乃至吼天撼地的乐声，产生了心灵共振，唢呐逐渐深入绥德民间，成为平民情感宣泄的最好载体。
绥德唢呐，仅从明代算起，迄今已有500多年历史，经过数代唢呐手和唢呐乐班吹奏、创作的传承，完成了唢呐乐器到艺术的引进、发展、完善、兴盛的漫长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陕北大碗唢呐，不仅曲牌曲目丰富，且种类繁多，风格迥异。
如仙踏云地“走”，如醉发狂地“扭”，如烟飘荡地“摇”，如风戏柳地“摆”……绥德，被许多人视作陕北秧歌的“轴心”之地，“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能走就能扭”。
剪子股、安四门、里外城、二龙出水……“踢场子”即小场子秧歌是陕北秧歌的精髓，既有二人场、三人场，也有八人场、十六人场等。“陕北秧歌表演的核心部分就是‘踢场子’。绥德是‘踢场子’秧歌参与人数最多，表演形式、内容、风格最为完整和正宗的代表区域。”国家级非遗名录“陕北秧歌”省级传承人贺世成说，“迄今陕北最有名的踢场子艺人，绝大多数都出自绥德。”
“拳出云卷波浪翻，脚起电闪箭离弦；身软如柳露明月，步飞似风水飘船。”“绥德踢场子”有“北路场子”和“南路场子”之分，也即文武之分。“文场子”流行于绥德县北区，又称“软场子”“稳路场子”，男角潇洒俊秀，质朴明快；女角柔美飘逸、细腻传情，表演节奏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动静相依，刚柔相济。“武场子”即“南路场子”，流行于绥德南区，也称“硬场子”“正路场子”，男角粗犷敏捷，奔放刚健；女角则以轻柔秀美、稳重大方而著称，表演节奏铿锵有力，与“文场子”对比鲜明。
1942年延安兴起的新秧歌运动中，陕北秧歌迎来了第一次振兴。绥德便是秧歌振兴的试点，当时的绥德群众剧社，不仅新排了带有反封建意识的《武松杀嫂》《粉妆楼》《莲花庵》等古典戏，同时也移植了“鲁艺”创作的《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等秧歌剧，深受群众欢迎，为民族解放事业添砖加瓦。
“如果说民歌是心之声，那么秧歌便是魂之舞。”贺世成说，“正是在走、扭、摇、摆、跳中，绥德人以黄土地为舞台，以山川河流为师，在‘踢场子’的云飞舞动中消除愁肠，抗争命运，透露出陕北人乐观倔强、坚韧豁达的性格特征，也呈现出这片农牧交错、多民族融合地带粗犷豪放又细腻宽厚的社会风貌。”
忠勇敦厚，“名”自绥德汉
“说起话来笑格盈盈，走起路来稳格堰堰，浓眉大眼俊格丹丹，壮实身子端格争争。”这是陕北方言中绥德汉的理想模样，正所谓“粗而不犷，强而不悍，一看就是绥德汉”。
“起西陲布衣，仗剑从戎。不十数年，功名与日月争光”的南宋抗金英雄韩世忠，是历史上最知名的“绥德汉”之一。今绥德县城有韩世忠塑像，题有“民族英雄”字样。这位与岳飞齐名的绥德男儿，持剑傲立，凝眸远望，似乎仍在忧虑宋师何日北定中原。
绥德城南一步岩地势险要，有“一夫守岩，万夫莫开”之势，赖此可北通漠塞，南抵关中，为绥德攻守之咽喉要道。清乾隆年间，官民一道在这里修建了蕲王（即韩世忠）庙，供奉韩世忠。每年上山进香之人络绎不绝，香火旺盛绵延至今。
相传韩世忠自小家贫，父母在绥德一带沿街乞讨，将其生在一间破瓦窑中。入军征方腊时，他曾渡险数里，勇闯敌军大营；黄天荡大战中，夫人梁红玉亲执桴鼓，韩世忠以8000人围困号称10万的金军长达48天，从此“知国有人，天下诵之”。韩世忠死后，宋孝宗赐谥号为“忠武”。
“历史上延绥一带，为边关戍守之地，常年屯兵征战，刀光剑影，自然形成了尚武之民风，绥德汉子也多忠勇之辈。”陕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俊谊说。
韩世忠是英雄“绥德汉”的代表，而对陕北高原上的劳苦大众而言，绥德汉不仅仅是战场上凛凛生威的尚武忠勇之辈，更是那些走南闯北、为妻儿老小护风挡雨的踏实敦厚、顽强不屈之男儿。贺世成说，“绥德汉”不单单是夸耀绥德男人外形的英俊强壮，更多的是崇尚陕北汉子勤劳坚韧、忠勇敦厚、豪爽诚信的内在品质。
“米脂婆姨绥德汉，清涧石板瓦窑堡炭”的民谣，在陕北传播甚广。绥德与米脂相连，同饮无定河水，历来“千古一脉”“绥米一家”。作家陈忠实曾说，米脂婆姨能独秀于黄土高原，部分原因是“米脂水好，虽然粗粮布衣，却有好水滋润，所谓一方好水养一方好婆姨”。
绥德汉的声名远播，同样离不开一方水土的滋养。干旱、风沙、黄土……“风高雪洒春”的边漠生活环境，造就了绥德男人极强的生存斗争意识。
作为“石雕之乡”，绥德自古多出石匠，石窑、石器家家皆有，代代相传；凿石、雕石与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因为常年的相石打荒、精雕细刻，造就了绥德男子石头般“坚定不移、顽强执着、持之以恒”的沉稳性格。
此外，作为“西北旱码头”，绥德通南北、达东西的交通优势，造就了此地多脚夫、多跑路人。贫苦年代，绥德脚夫跑路多靠赶牲灵，借此把北部黑炭拉到南方，把西边的白盐驮往东面。不管酷暑还是寒冬，赶牲灵的脚夫都得露天作业，走南闯北，风雨无阻，这练就了绥德汉子坚硬挺拔的好身板，也造就了他们吃苦耐劳、豁达坚韧、坦诚豪爽的性格特点。
明末陕北米脂人李自成兵变后，天下纷争，加上恶劣的自然条件，延属“首被其害”，“此方之民，半死于锋镝，半死于饥馑……原野萧条，室庐荒废。自宜君至延绥，南北千里内，有经行数日不见烟火者，惟满目蓬蒿与虎狼而已”。清代许瑶直言：“天下之民莫穷于延，天下之赋莫重于延。”到了民国年间，陕北之穷苦到了最深重的时期，《绥德乡土志》载：“地皆瘠硗，人无兼业，论其苦则诚苦矣。”
正是在“黎民处水火，百姓壶倒悬”的苦难年代，陕北高原出现了“播火者”，其中就有“绥德汉”李子洲。
李子洲烈士之墓位于绥德县城雕阴山下、大理河南岸的绥德革命烈士陵园中。园内翠柏成行，绿荫成阵，是1957年由李子洲陵园扩建而成的，绥德人更习惯将这里称为“子洲陵”。此处安葬着1475名为国捐躯的绥德籍英烈。
作为陕北共产党奠基人，李子洲1892年出生在陕西绥德县，1923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冬，李子洲等人在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立了陕北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并帮助榆林中学和延安四中建立了党团组织，选派刘志丹等一批党团员进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政治，发展百余名官兵加入了中共党团组织，为这支部队后来发动清涧起义打下了组织基础。
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陕西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李子洲被捕入狱，遭到敌人酷刑折磨。由于入狱前已积劳成疾，坚贞不屈的李子洲在残酷折磨下，于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6岁。
洒遍烈士血，山河换光明。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河源纵横、梁峁相嵌的陕北大地迎来新生，受压迫久矣的劳苦大众翻身成为主人。作为陕甘宁边区的改革试验示范区，1943年，绥德分区生产总值折合小米达到40余万石，不仅支援了抗战，还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解决了全区52万人口的吃饭问题。
2020年，绥德全县生产总值达100.15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大关；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0809元和11822元。
百雉城边万里流，又是一年塞上秋。新的丰收季，正孕育着新的希望，正如绥德汉李子洲牺牲前在狱中所书：“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光明的……”（记者 孙正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