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父子两代烈士，一家三代从军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江苏常州人，就读于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是我党出使共产国际第一人。任广州起义总指挥，1927年12月牺牲，成为少有牺牲在战场上的中央委员，时年29岁。

□ 长江日报记者万旭明

在张太雷的各种纪念设施里，一封家书总是陈列在最显眼的位置，人们在其中寻觅着先驱们的觉醒与期盼：“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的幸福……”

在张太雷外孙冯海龙眼中，这封家书的背后，是外公、舅舅、妈妈两代人在血与火中书写的革命历史。自幼耳濡目染，他青年时从军，为祖国驻守边防，续写着“三代从军”的革命家史。

“外公张太雷牺牲时，我母亲张西蕾才5岁，但她选择了外公走过的路。”冯海龙说。

1938年春，15岁的张西蕾带上家书作为信物，独自踏上了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的旅途。为安全起见，她剪掉了信的开头和结尾。从常州到上海，坐日本货车经过日军哨卡时被扣留。面对敌人的盘问，她又急又怕，索性大哭起来，被关了3个多小时才得以放行。此后，张西蕾从上海到温州，从温州进皖南，终于在秋季到达位于安徽泾县的新四军军部。直到晚年，张西蕾仍感慨：“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就是一名革命军人了。”

离家一年多后，张西蕾在军营里见到了弟弟张一阳。原来，组织上派出交通员去寻找张太雷的家眷，准备转送到延安，张太雷遗孀陆静华婉拒了关怀。第二天一早，陆静华却发现儿子张一阳躲在交通员的船舱里：他也要从军去。

皖南事变中，张一阳不幸被俘，关进了上饶集中营。张一阳患上了“回归热”，高烧不退，水米未进。敌人将他抬到医务室，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给治疗，却一手拿着自首书，一手拿着特效药。见逼迫无果，又得知他是张太雷的儿子，敌人改用高官厚禄诱惑他，病重的张一阳始终没有低头。牺牲时，张一阳还不满18岁。

解放后，张西蕾和丈夫冯伯华成为化工企业领导。改革开放后，冯伯华曾任化工部副部长，张西蕾曾任化工部科技局副局长、化工科技研究总院副院长。

在冯海龙的记忆里，父母在退休前一直忙于工作，很少跟子女讲家中的历史，但会有各种要求：儿时不允许在吃穿上挑挑拣拣，工作后不允许到化工部所属单位“混饭吃”“走后门”。

大女儿冯海阳曾写信向父母“诉苦”，冯伯华却在回信中教导道：“如果仅仅只是为了自己和自己一家人的安宁舒适，把自己的一生仅用来追求这一点，那样的想法，我认为不是你应当有的，你应当有更为远大一些的理想。”

青年时几经波折，冯海龙如愿穿上军装，成为北海舰队的一名海军战士，40岁时依照组织需要，前往海南组建海南边防局。他说：“我一辈子都在军队里，为祖国驻守过边防，但与先辈们相比，其实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