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话”的人——评谢伦的散文创作 | 江花

在湖北文坛，谢伦素来以乡村题材的散文创作而闻名。他的作品不仅叙写童年记忆和故乡风物，而且还通过讲述无数个真实具体的中国故事，深度描写了我们民族的中国经验。

自“五四”以来，新文学散文，尤其是书写乡村世界的散文创作，大多具有一个乡愁的主题。在很多时候，“乡村”并不总是以真实的面貌出现在散文家笔下：无论是借乡村的人情之美批判城市文明，还是立足旷野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抑或是以缅怀故乡风物的方式追忆往昔，许多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乡村”书写成了两个形象：其一是东方主义的乡村。美国学者萨义德曾经剖析过西方中心主义者眼里的东方形象。在他看来，远东地区对一些西方中心主义者而言就是一个神秘蛮荒、破败凋敝的“他者”，除了丝绸瓷器，更多的是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出于一种融入世界文学的心理，西方这种想象东方的视角也很受中国作家欢迎，因此有不少散文家在书写乡村世界时，都有意无意地迎合了这种东方主义趣味，结果就是我们读到了太多表现原始乡村和丑陋人性的作品。作家永远以启蒙者自居，高高在上，对于乡间小民多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种思维定式无疑污名化了中国的乡村。

其二是乌托邦式的乡村形象。在新文学史上，很多作家都有借助乡村记忆批判城市文明的创作意图。虽然立足点在城市，但为了做出更鲜明的对照，一些人就刻意诗化、神化乃至乌托邦化乡村世界，于是他们的笔下充斥了袅袅炊烟、依依杨柳、牧笛孩童和小桥流水之类的意象。这样的乡村形象不仅不真实，而且还固化了乡村的文学书写，乡村成为了一个静态不变的相对于城市文明的参照物。问题是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何其巨大，可惜在很多作家笔下却看不到这一点。除此之外，这两种乡村形象还具有一个固定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书写模式。作家总是成为故乡的他者，这种疏离感也经常无法让读者产生情感的共鸣。

谢伦的散文创作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这种固化的乡村叙述。在他的作品里，乡村形象既不是基于东方主义的一种启蒙想象，也不是城市文明的静态参照物，它是由丰饶的土地和鲜活的人物所构建起来的乡村世界。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谢伦以自己的经历与经验去书写乡村，所以才少了对乡村的理念化图解，他笔下的乡村，是由无数个中国故事所讲述出来的真实的乡村。具体而言，他笔下的中国故事是什么模样？

谢伦的《大地笔记》里有这样一段话：“一颗麦子的生长是一个故事，一个瓜果的成熟是一个故事，一片豌豆秧从结蕾到花开是一片花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有时光，有土地，有人情，每朝每夕地感动着侍弄它的农人们。与四季的庄稼在一起，总让人有成就感，踏实感。”土地和人如此贴近！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谢伦的这段描写可以叫作博物叙写。他写庄稼瓜果蔬菜，从麦子的生长到瓜果的成熟，再到土地和人的贴近，写的其实就是平淡无奇但永远循环上演着的中国故事。博物学的态度和日常化的写法，让我理解了中国故事的根本并非传奇。可以参照的是，近年来在讲述中国故事的热潮驱动下，很多作家将传奇看成了中国故事的突出特征，于是过去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与神鬼魔幻，于今又披上了中国故事的外衣借尸还魂。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谢伦笔下的农事人情、烟火世相和流水光阴才是我们每天都在参与的中国故事，蕴藉其中的民间风俗、道德伦理才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中国经验。在这一点上，我以为谢伦摆脱了理念化的文学谱系，真正将作品写在了大地上。

既然中国经验本身是平淡却不失恒久意味的，那么在表现中国经验上就会涉及作品的一个腔调问题。谢伦的散文很善于化解宏大叙事的激昂腔调，他的冲淡平和并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选择，还暗含了一种艺术技巧，即在朴实本真的中国经验内，以平和的腔调去开掘生活韵味。比如写先进人物老卢，谢伦就避开了媒体的宣传式书写，而是从聊天喝茶这些小事入手，娓娓道来，腔调平易，语气自然。在他笔下，老卢这个护林养林的先进典型其实和我们每一个平头百姓一样，既万人如海一身藏，也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而老卢的信念与坚守、性情和趣味，正是因为这种叙述腔调的平易，才会自然而然地拨动了读者的心弦。

更为重要的是，谢伦笔法的这种平易自然，还让他的散文创作靠近了中国文学的一个伟大传统。这个传统就是话体传统。不过度追求形式的整饬严谨，笔随意走、相由心生，所以谢伦的散文读来十分可亲，那种漫谈式的写法，通过制造闲情野趣，赋予了作品以悠长的美学韵味，如此也就在美学上回归了我们民族的中国经验。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谢伦就是一位真正说中国话的作家，因为他的散文创作堪称当代文学里的新话体散文，既讲述平淡恒久的中国故事，也表达关乎我们日常存在和美学旨趣的中国经验，故而具有很高的文学史价值，理应引起学界的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