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时代的挑战 主题创作责无旁贷

□ 高晓晖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一个时期以来，主题创作已然成为文艺创作领域的高频词。我们通常将主旋律创作理解为对国家话语、时代精神和主流价值的艺术表达，对向上向善向美的美学追求。主题创作，应该视之为主旋律创作的子课题。以弘扬主旋律为目的，对重大时代主题、重大现实题材或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艺术表达，比如，百年党史、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等，都属于主题创作的范畴。由于主题创作在主题、题材方面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表现为“同题创作”的创作形态，在创作思维上难免出现公式化、概念化情形，也因此导致了主题创作立意雷同、艺术独创性不足等现象的产生。如何提升主题创作的艺术品位和整体质量，如何彰显主题创作的美学追求，成为文艺创作者面临的现实课题。作家艺术家主题创作热情高涨，创作成果也蔚为大观。总结不同时期主题创作的经验与教训，客观评价主题创作的艺术得失，探寻实现主题创作艺术突破的新路径，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和言说的新话题。主题创作“怎么写”，需要强调三个关键环节。

一是还原。所谓还原，就是强调作品描写的生活场景与人物形象的逼真度。作品中所表现的时空场景应与历史真实的时空背景高度契合。作品还原生活的逼真度决定着作品历史感的鲜明度。还原重点是贴近物象与人相，讲究细节的真实。物象不可与时令相悖，人相则强调举手投足、音容笑貌与人物身份的契合。人物的行为要与人物所处的情景、环境相契合。武工队员涂脂抹粉，衣着时尚，身份失真；男主女主在敌人枪口下谈情说爱，不顾死活，情景失真。这样的抗战“神剧”，失真是最大败笔。苏联作家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经典作品。作家鲍里斯有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亲身经历，熟悉的生活在作家笔下尤为生动真切。他对战争环境及现场情形的摹写，对人物的语言、动作、表情、心理等的刻画，都非常细腻、逼真，画面感很强，让人有很强的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是上色。如果“还原”强调的是历史感的鲜明度，那么，“上色”强调的是时代感的明晰度。不论主题创作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创作者都不能忽视在“上色”上下功夫。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克罗齐认为，历史并非外在于我们，而是内在于我们自身。“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的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为当代史。”创作者笔下的历史，不论是过去久远的历史还是刚刚过去的历史，都有赖于创作主体做足“还原”“复活”的功夫。而创作者“还原”“复活”的过程，都受制于其主观思想，局限于其所处时代的限定。不管创作者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其思想都会受时代的浸染，都会涂上浓重的时代色彩。所以，从本质上说，文艺作品表现的历史，都是浸润在当代性之中的历史。主题创作的“上色”功夫，强调的则是自觉的当代性。创作者要自觉提高思想站位，自觉把握时代主潮，自觉把握时代本质，只有抢占了时代的思想制高点，自觉地将鲜明的时代性融入笔端，文艺创作对题材的发现、选择、还原、复活，才是有高度、有深度、有厚度的，也才能彰显时代的温度。

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是当代报告文学的巅峰之作。《中国文学通史》评价说、“《哥德巴赫猜想》是划时代的，它标志了文学上‘科学’禁区的打开，标志了报告文学从此揭开了开放、多元的新篇章。”《哥德巴赫猜想》鲜明的时代特色，既体现在人物命运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上，也体现在对科学春天的预言上。《哥德巴赫猜想》是徐迟站在时代前沿放飞的一只中国科学春天的报喜鸟。

三是升华。强调的是文艺作品的思想飞跃。“升华”与“还原”“上色”是紧密关联的。从创作过程看，“升华”既是“还原”“上色”的前提，同时也与整个创作过程相伴相生。没有思想的升华，就没有“还原”和“上色”的自觉。“升华”是“意在笔先”的要求，更是丰富主题蕴涵的要求。尽管主题创作强化了主题先行的规定性，但创作者也因此更需要有突破主题规定性求得主题的丰富与多元。在文艺创作实践中，还常常出现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突破创作者预设主题规范的情形。也就是说，不论自觉突破还是被动突破，主题创作突破既定主题规范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否则，主题创作就会成为既定主题的模式化、概念化图解。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凤凰琴》书写的是地处偏远山区的界岭小学师生极其艰难的生存状态。如果《凤凰琴》只写山区小学的贫困与艰难，没有写学校简朴而庄严的升旗仪式，这部作品可能只是关于山区学校的一地鸡毛。也正因为有了升旗仪式这个主旋律，作品格调得到了整体的升华。在《刘醒龙文学回忆录》中，记录了他对民办教师作为民间英雄的精神发现。他说：支撑这群民间英雄的力量源泉其实就是“界岭小学的毒”，是一种卑微身处的伟大，平凡之中的崇高，是一种潜隐的良知和责任，是一种启迪贫瘠幼小灵魂的内心之力，一种使命感。

《凤凰琴》成功塑造了作为中国乡村燃灯者、坚守者的民办教师群体形象。而支撑他们燃灯、坚守的，正是那面在悲怆的笛声中升起的五星红旗。

目前，主题创作迎来了一个新的繁盛期。回应时代的挑战，主题创作责无旁贷。提升主题创作的艺术品质，有可资借鉴的经典文本，但更需要能开独造之域的信念与自觉。

（作者为中国作协十大代表、湖北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