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两千年前的“护照” 拿着这只“虎”，你就能“出国”了

错金铭文铜虎节（正面）。

王命传任虎节，故宫藏。

“王命传”铜虎节。

玉虎头。

虎背鹿铜饰。

在广州，有一件非常珍罕的文物，叫“错金铭文铜虎节”，它用青铜，铸成老虎形状；虎纹里面还贴着金片，双面共贴了60片，金片纯度高达97%以上。它在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是目前我国唯一的一件“错金”虎节。

虎节是做什么的，和虎符有何不同？错金是什么工艺？上面的铭文“王命=（命）车驲”又是什么意思？

虎节不同于虎符

它是一种通行证

虎节是一种通行证，虎符是调兵遣将用的，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虎符，作为古代调兵遣将用的兵符，通常劈为两半，右符在王手里，左符在将手里。“王若派人前往调动军队，就需带上右符，持符验合，军将才能听命而动。”《史记》曾记载“信陵君窃符救赵”一事，“唇亡齿寒”成语也出于此。

而“节”是一种“通行证”。南越王博物院馆员黄巧好向记者介绍，“节，是一种通行凭证文书，可以说是君王、诸侯等所派使者的官方身份证明，少数时候也用于军事”。

它最早出现在春秋。

南越王博物院馆员霍雨丰曾在其文章《有了这块通行证，你想去哪里都行》中写道：“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要在不同诸侯国之间互通往来，也需要办理相关通行证才方便出入各国。那时称春秋时期，除周王室以外，中国各地分布着齐、宋、晋、秦、楚、卫、郑等数十个诸侯国。由于各国关系微妙，一般人并不可以随便出入各国，只有凭借特定的信物，征得双方君王的同意，方可同行。于是，春秋时期出现了一种称为‘节’的信物。最早的‘节’，据考古人员猜想，是古人把一节竹子破成几片，分给不同人持有，作为相互之间共同认定的信物。”

节，是“车马通关之信符”。

黄巧好介绍：“这件虎节应当是南越传国之物，被赵眜所珍视，最终带入墓中陪葬。它如何来到南越国，学者推测原因有三：一是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武王赵佗曾‘攻长沙边邑’，虎节疑为赵佗攻占楚国旧地时所获；二也不能排除战国时代楚国势力已逾越岭南的可能性；三则可能为赵佗在中原获得后带至岭南。无论怎样，它与楚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是南越国多元丰富文化的见证。”

错金不同于鎏金

它是嵌金入槽、然后磨平

黄巧好介绍，这件虎节出土于南越王墓的西耳室，长19厘米，最高处11.6厘米，最厚处1.2厘米。用青铜铸成的扁平老虎，成蹲踞之势，虎口大张，尾部弯曲成“8”字形。虎身斑纹，铸有弯叶形浅凹槽，内贴金箔片，双面共用60片。虎眼、虎耳均由细金片勾勒出。虎节正面有错金铭文“王命=（命）车驲”。它是目前唯一一件错金虎节。

错金，是一种器皿装饰的工艺。在了解“错金”之前，我们要先了解“鎏金”。

根据南越王博物院讲解员谢金婉在《“鎏金”、“错金”知多少》一文中的介绍，鎏金，也称为涂金、镀金，约出现于春秋。将黄金磨成粉末或剪成金片，置于水银中加热，熔解，形成汞金稠状物，称“金泥”。将金泥均匀涂于器皿表面，用火烘烤，水银熔点低，遇热熔化蒸发，剩下黄金形成一层薄膜依附在器皿表面，冷却后抛光擦亮，即为鎏金。

错金，则最早出现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是青铜器装饰的一种精细工艺，除错金外，也有错银，统称错金银。虽然错金法出现早于鎏金法，但由于技术难度大，至战国和汉代才真正流行。“目前考古出土的错金器，精美且数量占多数的是汉代之作。”

《中国古代金饰》中对错金法的描述为：在青铜器表面剔出游丝细线坑纹，然后把金质镶嵌入槽坑之中，完成后整体磨平至光滑，称为错金。“因此错金的‘错’字实际上包含了工序中最后一个环节——磨错，鎏金则没有这个步骤。”

谢金婉写道，判断是错金还是鎏金，可以观察是否有凹槽：“有纹饰凹槽的，一般为错金。根据错金法的操作流程可知，纹饰凹槽是错金不可缺少的。一般在铸模时就留出了纹饰凹槽，以便后续的错金工序。”

南越王墓中出土了几件错金银器，错金铜虎节、错金铁矛、错金铜镦、错金带钩、铜镜上也出现错金纹饰，工艺精湛。

【相关】

新石器时代

虎已被作为神兽崇拜

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可知，早在新石器时代，作为百兽之君的虎，即开始被人神化。仰韶文化墓地内发现了用蚌堆砌的龙、虎造型，说明虎和龙一样成为人们崇拜的神兽。商代妇好墓中出土八件玉虎，造型工艺繁简不一，但都刻意表现虎的威猛。如现藏国家博物馆的《玉虎》。而殷墟出土大型虎纹石磬，风格与此虎颇接近，侧卧，头部硕大，张口露齿，上下尖齿很长，头顶还有一个角状的装饰，威猛之气赫然而生。

虎的形象，应用在青铜器上，也是常见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是虎纹青铜器的繁荣期。分布地理范围明显，主要集中在长城沿线。

在青铜器上，虎纹常以活动形态出现。如安徽阜阳出土的龙虎尊，肩部有一虎，虎口中咬一怪人。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钺上有虎食人头形的纹饰，为两虎共食一人头。在著名的司母戊大鼎的耳部，是对称两虎，虎张口卷尾，虎口中间为一人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鸟兽龙纹壶，腹部有虎食人的浮雕。著名的虎食人卣，器物的整个形象作猛虎踞蹲形，前爪攫一似人非人的怪物。这些虎所食之人形，都不是常人，而是作鬼怪之状。

以虎皮为装饰

取其勇猛有威仪之意

汉代，在肖形印中虎形肖形印同样占有较大比重，图形的重复性也很强。出现了多类以虎为题材的肖形印，具体有“人搏虎”题材、“突出虎纹”“白虎”题材等，这些虎形肖形印体现出汉代人的尚武精神、辟恶御凶观念、祥瑞思想等。

学者赵洋认为，人搏虎的图形模式与先秦至汉代社会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古时虎行于山林草泽，多为人患，古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免受其害。至两汉时期，虎患仍然有增无减。汉代虎形肖形印中有一类虎形印的图形着重突出虎皮的纹饰，从先秦时期开始，行道多以虎皮为装饰，取其勇猛有威仪之意，从风俗角度来看，在汉代虎皮与虎纹也完全具备了趋吉避凶的功能与寓意。虎能够除恶鬼，辟不祥。

唐宋出现了一批

擅画猛兽的画家

在中国绘画史上，从魏晋南北朝时开始出现以狮、虎等猛兽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及作者的文献记载和评论，而唐、宋两代是花鸟画科发展成熟的关键阶段，也是猛兽题材在中国绘画史中地位越发突出的时期，出现较多擅长该题材的画家。

从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及宋编《宣和画谱》等古代画史著作来看，唐、宋时期集中出现了一批擅画猛兽的画家，包括唐朝阎立本、韦无忝、韩王李元嘉、李渐，五代厉归真、王道求、蒲延昌，宋朝包贵、包鼎、赵邈龊、辛成、龙章等人。

学者倪纯如认为，他们的创作除延续魏晋南北朝形成的几类主题统摄下的绘画创作外，在创作实践中越来越注重猛兽的真实形象与习性特征的表现，围绕笔墨变化特性与对象特质相结合表现的画面整体意境，展开了诸多创作方法的尝试。

唐宋时讨论猛兽题材绘画创作的相关理论也逐渐成熟，尤其围绕唐朝李渐，宋朝包鼎、赵邈龊等几位画虎名家的高下评断争议，塑造了品评这一题材绘画的基本标准。

据《新快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