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尔律治评传》[美]沃尔特·杰克逊·贝特著徐红霞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杨莉
柯尔律治丰富多彩的兴趣爱好给评传作者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因此，沃尔特·杰克逊·贝特，《柯尔律治评传》（以下简称《评传》）作者，在创作该书之初，便立志“找到‘潜在’的统一”，并“使各部分保持恰当的比例和平衡”，试图聚焦传主“主要而普遍的特点”，而非面面俱到，以便做出“全面而综合的评介”。
这一写作思路在本书的具体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诗人、批评家及宗教思想家，《评传》对于柯尔律治这三重身份的书写所占比例大致相当。传主卓越的天赋及薄弱的意志形成了极大的张力，贝特通过多个维度的书写，呈现出一个多面、立体、鲜活的柯尔律治形象。
柯尔律治是家里1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母对他宠溺有加。传主天资聪颖，上午看完的文史哲及政论书籍，晚间就能“一字不差复述通篇”。但柯尔律治也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意志薄弱。他曾自喻为空心的“草本植物”，“有能力但无毅力”，父母的溺爱促成并助长了这一倾向。柯尔律治曾做过鞋匠、学过医、参过军，曾有过赴美建构“大同社会”的设想，但最终都放弃了。每遇困难，他都不会自己想办法，而是求助于兄长、朋友，受助之后又深感愧疚，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种惯性。尽管他一生不断地列清单，但由于缺乏与之匹配的意志力，挣扎中完成一两件，复又陷入瘫痪状态，这种交替模式成为柯尔律治的工作常态。
最可怕的是，创办时政类期刊之初，柯尔律治因事务繁杂且身体不适，开始服用鸦片酊并形成依赖。《忽必烈汗》即是鸦片酊和柯尔律治想象力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在鸦片酊刺激下的柯尔律治昏昏入睡，睡梦中的他诗兴大发，醒来后的追忆由于有客来访而只记下了54行。然而，就是这样的断章，其乐感、气氛之美令人叹服。柯尔律治“把他以非凡的敏锐力所理解的现实生活和自然现象移植于幻想的境遇之中……诗人的想象力能洞察常人健全头脑所无法理解的美和奥秘，其诗情画意好似宗教境界中的神启灵感”。不为现实所囿，广博的阅读、想象力的驰骋把柯尔律治带到一个神秘的异域空间，也把读者引入一个诗意的世界。
柯尔律治热爱史诗，认为“这种诗歌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既有哲学的辽阔，又有细节的直接；既有心理学的洞见，又有词语和形象的情感暗示”。史诗这一体裁具有融通一切的特点，而这正是柯尔律治“最珍视、理解最通透的”，与诗人自身心智及性情完美契合。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认为，诗人对过去、对历史的了解多多益善，前提是不妨害必要的“感受性和懒散性”。传统对诗人柯尔律治的束缚是显见的，对古典作品的熟谙令他对诗歌创作望而却步，以至于每有重要东西要写的时候，他都变得缩手缩脚。然而，他擅长帮助别人发现自己的目标、明确自己的观点。正是在柯尔律治的引导下，华兹华斯才从单纯抒发个人情感的抒情诗转向更宏大的哲理长诗，把自己关于儿童、自然和人生的思考融入日常生活叙事，寓哲思于朴素的语言之中，用其诗歌创作实践了二人在《抒情歌谣集》序言——后人视之为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宣言——中关于诗的本质、题材、语言等的诗学主张。
《老舟子咏》《克丽斯特贝尔》《忽必烈汗》，诗人柯尔律治创造出一部又一部诗歌佳作，也创造出以两三首短篇残章即奠定自己在英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奇迹。无论《忽必烈汗》铿锵的音律、瑰丽奇绝的想象，还是《老舟子咏》浪漫传奇、超自然的故事，柯尔律治均把视线转向遥远的古代和异域。然而，上述诗歌均与《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所倡导的诗学主张大相径庭。既然华兹华斯已借鉴吸收柯尔律治的创作理念，后者也就“不得已只能写作完全不同的东西”。事实上，18世纪晚期的反思体才蕴含着柯尔律治曾倡导的诗学主张，“亲切、随意、超脱，时常是哀伤口吻”，也是诗人更加擅长的风格。这种会话体诗歌与诗人气质相契合，也是诗人“总体、惯常的诗风”。
以往人们对柯尔律治诗歌作品数量之少感触颇深，对此贝特指出：一是较之同等地位的诗人，柯尔律治对诗歌投入的时间、精力最少；二是相对别的兴趣、理想，诗歌在柯尔律治心目中“无足轻重”。但柯尔律治在诗歌创作上的小投入丝毫无损未来100多年他在诗坛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甚至远及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只不过柯尔律治个人的防御心理让“巨人华兹华斯”站到了聚光灯下，而实际上，二人皆为口语体沉思式诗歌的代表，柯尔律治正是这一诗体的倡导者。
史诗不仅影响了柯尔律治的诗歌创作，也成就了他的文学批评。柯尔律治的文学批评“多是回答自己诗歌中的问题，或是间接地谴责自己的诗作”，延续了他一贯抬高别人、贬低自己的做法。《文学生涯》原本是柯尔律治在约翰·摩根友情激励下为新诗集写的前言，结果成了“整个批评史上当之无愧的五六本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对于批评家柯尔律治，传统的研究路径，即由作家某段时间的外部境况到那段时间的作品或思想，这一做法在贝特看来是有悖时序的。作为批评家的柯尔律治，其思想资源可追溯至其基督公学时光；直到1800年，柯尔律治“开始有了批评家的成熟思想”。《文学生涯》中自传部分比重不大，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批评家柯尔律治的思想渊源，他的文学训练、哲学探索及其德国学术背景等。《文学生涯》中更多的是对华兹华斯、骚塞、莎士比亚、乔叟等文学巨匠以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康德，心理学家哈特莱等独到的见解。
《文学生涯》对诗歌的本质、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尤其是想象力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柯尔律治首先对“首级”想象力和“次级”想象力进行区分。“首级”想象力是指“知觉的无意识的统一，是全人类共通的”，“次级”想象力是指“在艺术中更自觉、有限制地运用想象”。进而对想象与幻想进行区分，幻想是“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秩序拘束的回忆模式”，而想象是“有机融合的力量和包括理性在内的全部心智努力”。想象力被柯尔律治拔到了如此的高度，它是诗歌的灵魂，是真正的诗人和庸才的分水岭。王佐良对柯尔律治提出的想象力理论予以高度评价：他“前抗古典主义，后引现代主义，他当时成为几乎全部浪漫主义诗人——从布莱克到济慈——的代言人”。
柯尔律治原本可以成就更多，这位浪漫主义奇才始终在踌躇满志与纠结挣扎、自负与自卑的矛盾中摇摆，这又何尝不是当今社会诸多普通人心理的缩影，仅凭这一点，《评传》就大大拉近了它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杨莉）
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