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贺岁档、喜剧。
岁末年初，当这三个关键词映入眼帘时，我对《年会不能停》这部电影的预期，不敢设定得太高。生怕又是一堆“挠痒痒”式段子的堆砌——毕竟，我们看了太多这样的国产喜剧片，要么是不咸不淡的贫嘴，要么是格调不高的恶俗，总之让人笑不出来、看不下去。
但，《年会不能停》的主创团队又让我抱有一丝期待，此前作品口碑不俗的董润年，擅长讲小人物成长和喜剧故事的大鹏，不同路数的喜剧明星白客、王迅、童漠男、“肉食动物”组合等，更有息影多年的欧阳奋强、“叔圈”实力派李乃文加盟，让人不禁好奇，“各路神仙”能擦出怎样的火花？加之，这部电影聚焦职场，宣发期间的视频片段已经让我这个“打工人”生出共鸣，想一探究竟。
电影讲述了标准件厂钳工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调入集团总部后的故事。这一路上，胡建林与环境格格不入，弄出百般笑话的同时，也折射出一系列引人深思的职场怪象。最终，错调一事背后的复杂真相浮出水面，胡建林与同事马杰、潘妮揭露高管黑幕、反抗不公职场文化的战役也打响了……
将近120分钟的观影过程，我久违地酣畅淋漓地笑了一场，也无数次由衷地为那些击中“打工人”内心的精准表达拍手叫绝：“对齐一下颗粒度”“问题的关键就是找到关键问题”，包裹在高端行话里的形式主义，有之；看似扁平化管理实则唯上媚上的虚伪，有之；让外包员工干苦活却迟迟不给转正的“画饼”承诺，有之；原本踏实正直，但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应职场规则的无奈心酸，有之……就像许多网友的评价那样“终于有一部真正理解当下职场之痛的喜剧电影了。”
不过，若说仅是这些精准捕捉的职场元素，好像还撑不起一个成功喜剧带给我们的巨大好感。我不住地复盘，到底是什么样的叙事“秘诀”，让这部电影搞笑但不油腻，懂得却不迎合，足够理想主义却不悬浮离地？
从开头1998年标准件厂年会上胡建林的那曲《我的未来不是梦》，到电影结尾2019年三个打工人勇敢发声的集团公司年会，极富时代特征的首尾片段，或许能道出这部电影叙事不俗的原因：其喜剧色彩，不是源自一个个爆笑元素的拼贴，而是立足于严谨完备的喜剧结构。小人物闯入陌生世界，借着他的旁观视角，将环境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其中原本的荒诞之处便不说自破，这正是经典喜剧创作的一种基本程式。
而《年会不能停》正是娴熟地采用了这一经典喜剧结构，因为众和集团HR副总皮特喝多了看错了报名表，于是在车间兢兢业业20年的钳工胡建林，阴差阳错地被调到位于大城市的总部。真正计划被调入的，是向总部领导托马斯行贿的工厂供销科科长庄正直。胡建林的偶然闯入本身，便已经是对庞大公司中根据利益运作人事的讽刺，而完全不熟悉现代化大公司的胡建林更是自然而然地推开了喜剧之门，由此引发的一切人物关系与行为，既荒诞不经，又合情合理：胡建林裹挟在“错调”事件中的人事经理马杰虽然很快就意识到了此事，却为保饭碗不得不隐瞒，四处周旋掩盖漏洞；胡建林的非正常调入更让不知内情的人纷纷猜测他的“后台”是董事长，为了讨好董事长，他竟被不明所以地升职加薪；马杰不敢让胡建林插手任何实际工作，只让他记下公司员工的名字，胡建林为了记住、见人就点名，让正处于裁员风波中的员工心惊胆战；又比如，胡建林不明就里非要插手裁员工作，他把“优化”二字理解为是个“好词儿”，给本要被公司裁掉的技术骨干升职加薪……
细细回忆整条故事线，便不难发现，即使没有刻意加入的“爆梗”，《年会不能停》本身的喜剧构思也足够成熟，剧情环环相扣，一个错谬导致另一个错谬，令观众因为那些现实中的荒唐事儿心领神会，相视一笑。接踵而至的荒唐中，胡建林错调一事背后的权力厮杀也被逐渐揭开：原来，庄正直贿赂的托马斯偷偷用不合格的零件混入标准件厂的产品，不只是为了中饱私囊，更是公司副总徐云峰扳倒董事长的一盘大棋。
借由这场权力博弈，影片也在爆笑中引发深思，既提出了几十年经济发展中，困扰整个时代的问题——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究竟要同舟共济的公平与关怀，还是要利益导向效率为先？也启发我们思考每个人都置身其中的困境——现代化的职场管理，为何无法制约职场中的不良风气？“打工人”在恶性的职场文化中又应如何自处？
由此，《年会不能停》向观众证明，喜剧不等于逗乐，严肃的现实洞察、结构考究的文本才是喜剧叙事动力的源泉。而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在扎实的文本之外，还触及了喜剧的内核——平等与尊重。
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著名的狂欢理论认为，幽默与笑声源于摆脱现实秩序的宣泄与释放，其本质是对等级与权威的解构，是用多声调的对话去取代单一声调的独白。而喜剧创作的实践中，解构与讽刺稍有不慎就会流于创作者的自鸣得意，再次成为居高临下的调侃。
《年会不能停》可贵的是，它的讽刺不针对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而是反思压迫性的权力结构，向往彼此平等、尊重的良性职场文化。因此，影片对每个人物的刻画都带着平视的目光，每个人都有发出自己声音的空间——比如，出卖工厂的庄正直，也有他难言的生存压力，权力漩涡中的徐云峰，也有着自己对企业管理的执着。同时，影片对每一个不被尊重的弱者，都有温情合理的体察——我最喜欢的一个瞬间是，在潘怡然被醉酒的男性上司冒犯时，胡建林对她的保护，不是英雄救美、强者保护弱者的姿态，而是用了一点借口，糊弄过去上司，也让潘怡然成功脱身。
电影结尾，三个揭露真相、挑战权威的“打工人”获胜了，他们尽情地在舞台上用说唱表达着所有职场人的心声。也许有人会说，电影给了这次“整顿”职场的行为太过理想化的结局。但我认为，给人们一次挑战现实、释放理想的机会，不正是喜剧的应有之义吗？电影里的年会，恰如巴赫金笔下众声喧哗的狂欢节，经过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通达正义战胜黑暗、努力终有回报的结局，遥遥呼应着20世纪90年代工厂年会的初心。正如导演董润年接受采访时所说：“生活可以变得更好，我们通过努力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这个价值观值得我们所有人去重新建立信心。”
的确，不能停的是年会，更是所有人一起向好的希望。新年已至，我们需要尽情狂欢，更期待在狂欢之后，迈向更好的现实。（范语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