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光权
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刑事犯罪结构变化，轻罪治理成为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大局的时代命题。各地检察机关以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提升认罪认罚案件办理质效、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深化诉源治理为抓手，在推进轻罪治理现代化中强化检察担当，对新征程上检察机关推进轻罪治理现代化、完善中国特色犯罪治理模式进行了路径展望。
近年来，刑法在修改过程中大幅度拓宽处罚领域，对新增罪名的刑罚设置尽可能轻缓化。具体而言，增设了大量包含危险驾驶罪、代替考试罪、危险作业罪等在内的轻罪；增设了如高空抛物罪、妨害安全驾驶罪等维护民众安全感的罪名；今年3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二）还修改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公司、企业资产罪，赋予刑法保护民营企业财产的功能。此外，2023年12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意在建立一种行刑衔接、案件快速办理与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机制，同样回应了轻罪治理现代化的需求。
犯罪是违反规范进而侵害法益的行为，刑罚的目的是避免未来再发生违反规范，进而侵害法益的情形。基于这种犯罪和刑罚理念，国家对轻罪的处罚，是通过量刑展望性地、积极地抑止犯罪，以恢复公众对于规范的信心，维护规范的效力，进而全面保护法益。同时，为了实现积极一般预防目的之下的妥当处罚，应当由责任刑确定处罚上限，考虑回顾性的处罚，以展示社会正义；同时将这种回顾性的非难传达给行为人（特别预防）。而轻罪的责任刑本来就不应该很高，通过判处轻刑就能够实现社会正义，因此，在对轻罪的被告人判处刑罚时，就需要同时顾及特别预防问题，要给予被告人及时回归社会的机会。而对被告人适用短期自由刑，对于其重新回归社会设置了很大阻碍，且增加了再犯风险。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具有宪法位阶的刑法基本原则，其与宪法上比例原则的要求相契合，即运用刑罚的合法性在于对一般预防的追求。在此过程中，应当遵循犯罪人再教育原则等各项限制。按照上述要求，对于轻罪的量刑需要优先考虑犯罪过程中出现的，与违法的分量有关联的意义上影响责任刑从而决定刑罚上限的情节。被告人的刑期一定有一个“天花板”，不可以往上无限累加，该情节能够发挥量刑约束功能，满足责任主义的要求。因此，对于被告人违法行为对应的刑期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只能在责任刑之下考虑基准刑，不应当考虑“顶格判刑”的逻辑。此外，对于“犯罪人的个别性情节”，不能作为可以突破责任刑上限的因素来考虑，既然是犯罪人的个别化的情节，就应该是量刑时需要例外考虑的，而不是决定刑罚的一般性因素，其只能够在刑罚上限范围内上下调节由“犯罪的过程性情节”所推导出来的责任刑，从而对最终的宣告刑给予一定程度的影响。
基于上述考虑，轻罪治理的策略应逐步调整为：对于大量轻罪，可以由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对于进入审判环节的案件，尽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同时宣告缓刑；除此之外，可以通过单处罚金、免予刑事处罚来处理轻罪案件，从而大幅度减少对罪犯的监禁，在轻罪治理中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
本报记者董凡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