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咸勇
灯下，翻阅《于氏家训》，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书中于成龙德泽子孙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故乡，想起了父母，想起了那盏煤油灯。
父亲本是国营煤矿职工，自然灾害时期，口粮不足，辞职回乡。初中还未毕业的大哥下了煤矿。父亲一门心思建设家乡，从小队干部到大队干部，从下乡知青老师到公社卫生院负责人，每一件事都尽职尽责。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毫不松懈。因为吃不饱，二哥在放学的路上，把生产队的红薯刨了两个，装在书包里。父亲知道后，当着我们几兄弟的面，一顿狠揍，让我们长了记性。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月里，父亲点上煤油灯，要我们看书学习，年幼的我常常对着煤油灯打瞌睡。由于眼睛不适，父亲带我到省城武汉见了他的“知青”学生，受到热情款待。我登上了黄鹤楼，走上了武汉长江大桥，长了见识。为了省钱，在横沟桥下了火车后，父亲带我从小路步行回家。从上午走到傍晚，脚底磨出了血泡。从此，我在学习上再也不敢偷懒，小学升初中我是马桥公社第一，初中升高中我是马桥镇第一。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二哥就考上师范学校，做了一名教师；三哥十五岁考上大学，十九岁做了技术主管。等到我和弟弟考上大学后，村里人演戏，还把我们家的故事搬到舞台上唱了一出。
母亲是一位勤劳的农妇，一生养育了六个孩子。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做饭，洗衣，干农活，种菜园，煮猪食，喂鸡鸭，一刻也没有清闲。经常是通宵达旦，就着那盏煤油灯一边做事一边打瞌睡，醒来后再接着忙活。一个冬天，母亲将不到一岁的二哥绑在椅子上，放在火炉边，交给六岁的大哥照看。一不小心，二哥连人带椅扑在炉火上，等到大哥解开带子，搬起椅子，把二哥拉起来时，二哥的左手已经烧得变了形，落下了残疾。
邻居有一位孤苦伶仃的盲人老大爷，母亲主动担负起照顾他的任务，经常让我们给他送饭送菜，为他打扫卫生、浆洗衣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村里感念母亲的辛苦和付出，将他留下来的那一间房子给了母亲。
积劳成疾，五十岁的母亲倒下了。在县城工作的大哥大嫂将母亲送到医院，医生说，全身的器官磨损过度，无法修复。弥留之际，母亲一直在等待着，直到我和弟弟从学校赶到母亲的身边，齐声呼唤母亲时，母亲才长长地呼出最后一口气。那个场景，我刻骨铭心。母亲短暂的一生，温暖的是别人，亏欠的是自己。
父亲有机会也有能力，为自家办事，可他总是一心为公，不徇私情。大姐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一位堂姐当面质问父亲，为什么招工的时候不为她说话？我小时候总是穿着哥哥、姐姐的旧衣服，心里有些自卑，不敢与人亲近，养成一种内向的性格。大哥成家时，只能把那位孤寡老人留下的房子当作婚房。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外地工作。临行前，父亲对我说：“人一辈子不要有过多的欲望，有饭吃，有衣穿就可以了。”因为思念亲人，眷恋故土，三年后我申请回家乡，被调入邻县通山，并从教师转岗成为行政人员。一天下午，父亲来看我，手里捧着一只土钵，打开一看，里面盛满了烧好的红烧肉。那时母亲已经过世，父亲一个人在乡下生活。印象中，父亲从不进厨房，那一钵红烧肉里，饱含着多少硬汉柔情。我陪着父亲在县城散步，突遇停电，父亲买了一只手电筒。晚上在我的单身宿舍里，父亲与我彻夜长谈，谈老实做人，谈勤勉工作，谈遵纪守法。告别的时候，父亲留下了那只手电筒，让我能常常照一照脚下的路。
生活越来越好：大姐嫁到最近的自然湾，方便照顾娘家人；大哥大嫂在小城经商，小有积蓄；二哥三哥都已成家立业；我有工资，自食其力；弟弟也即将参加工作。在正该享受的时候，父亲却突发脑出血，离开了我们。两节电池的手电筒，成了父亲留给我的遗产。
如今，大哥大嫂继承了父母的传统，扶助乡邻，热心公益；弟弟在一家国有银行里做审计专员，专门负责提醒纠错；我也成为一名基层干部。有一次，我上台演讲《共有一个家》，激起共鸣。工作上我不敢懈怠，带领团队两次获得省里的奖励；个人两次获得省直部门表彰，多次获得市县表彰。
每当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我都会拿出父亲留下的手电筒，想起父亲说的话，忆起父亲点燃的煤油灯，就像茫茫大海中，发现了航标灯，瞬间就有了抉择。
人生漫漫，与“灯”相伴。灯，让黑夜变得光明，让孤寂充满温暖，让旅途找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