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升“牛肚子”加快建支点

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教授曾提出著名的“牛肚子理论”，说的是中国经济要腾飞，不仅要会拉上海和沿海城市这个“牛鼻子”、能扯重庆和西部城市这个“牛尾巴”，还得善抬中部地区这个“牛肚子”。当前，湖北各地正在谋重点、抢先机，向支点建设聚焦发力。2月28日，今年我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第一场暨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理论研讨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多个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从“牛肚子理论”共探支点建设。此次会议由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华中科技大学共同主办。本报现刊发部分发言摘要。

重温“牛肚子理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张燕生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50多年前，张培刚先生提出了“牛肚子理论”。这是区域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一个重大创新、一个重大发展，它翻开了区域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重温这一理论，深刻认识它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重大历史现实意义和重要理论价值，积极探索它对指导湖北加快建成支点的重要启示和决策参考。

湖北加快建成支点，连通的是全局性战略。从张培刚先生的“牛肚子理论”中可以得到启示，在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有所不同。如今，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加强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强化中部地区的大通道格局”，对中部地区而言，意味着重大责任，肩负更大使命。湖北应从全球视野出发，充分认识自身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地位。

湖北加快建成支点要实现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加快建成支点，首先必须在科技创新上担当战略支点。湖北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同时推进创新制度、环境和生态的改革与国际合作。面对国外的科技打压，湖北要深化创新制度改革，利用我国综合优势培育创新生态，形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良性互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牵引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此过程中，也要应对“有和没有”“好和不好”“用和不用”等问题，建立起更具包容性的创新生态。

湖北加快建成支点应以内循环为主导、兼顾双循环相互促进。国内条件新变化凸显了湖北的区位优势，如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战略实施、区域协同发展等都为湖北带来了机遇。湖北要推动高水平“引进来”和“走出去”，提升经济国际化程度，同时做好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准备，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在更高起点上强化战略衔接与协同发展

黄群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在不同方向与多个区域发展战略交集叠加。张培刚先生用“牛肚子理论”充分说明了中部地区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当前，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面临产业竞争激烈、省际协同滞后和战略衔接不足等问题。湖北加快建成支点，要从更高起点上推动自身发展。

强化与其他国家区域战略融合。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中部地区要“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对接，加强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融合联动”。湖北可以携手安徽、江西率先探索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融合体制机制，探索制定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

创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示范区。中部地区制造业门类齐全，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国五分之一，是我国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议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在中部地区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示范区”（或者“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示范区”）。湖北要以武汉都市圈为示范，探索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发展科技服务和风险投资，培育产业新生态。

强化“两新”和“两重”政策供给。支持中部地区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尤其支持中部地区制造业实施重大技术改造和大规模设备更新，支持建设中部跨省份的重大标志性工程。湖北可以争取专项债支持，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融资、简化审批和政策保障，推动装备制造企业采用灵活销售模式。

设立中部省际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议将鄂豫皖作为中部省际协同发展示范区，推动这些省际交界地区围绕交通、产业、生态环境治理、公共服务、区域治理等重点领域探索协同发展机制，形成紧密联系、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利益共同体。

不断提升协同发展能力

巴曙松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特聘教授

张培刚先生基于大国区域发展背景提出的“牛肚子理论”，对于新时代下湖北加快建成支点的发展实践仍具有重要价值。

“牛肚子理论”强调，中国经济并非简单的二元分立，而是从西到东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逐次梯度变化的多元并存状态，中部地区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湖北被赋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重大使命，是因为其在中部地区具有关键着力点的作用。湖北经济规模大、地理区位优越、产业结构合理、科教人才资源丰富，在中部六省中综合优势突出。同时，湖北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承担着重要责任。湖北的发展能够带动区域内各地区协同发展，促进区域间经济互动交融，形成协同效应，推动中国经济整体发展。

在加快建成支点过程中，湖北要不断提升协同发展能力。一方面，要提升区域内协同发展能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带动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发展；另一方面，要提升区域间协同发展能力，加强与东部、西部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协同发展能力体现在经济规模要有“体量”、经济增长要有“质量”、经济建设要有“大量”，实现这些目标的核心在于努力提高湖北制度创新的竞争力和包容性，为把握新一轮技术革新周期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湖北应立足新发展格局和技术革新周期，关注全球科创大潮，通过制度创新和构建良好产业生态，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支撑，将科创禀赋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为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坚实战略支撑。

总之，湖北应以“牛肚子理论”为重要参考，找准关键着力点，提升湖北对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协同发展能力，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速成为全国要素配置重要节点

邹德文 湖北省经济学会会长、教授

张培刚先生的“牛肚子理论”深刻揭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中部支点”逻辑。区域协调发展需打破“核心—边缘”的简单二元结构，通过中部“托举”实现系统性均衡，实现“梯度传递”向“网状联动”的跃升。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中部地区可从“内陆腹地”转变为“战略链接点”，湖北可从“九省通衢”升级为“全国要素配置重要节点”。

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支点的内涵和功能。以武汉天河机场和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沿江通道、京广通道为核心打造物流支点，以科创共同体培养工程打造科创支点，以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碳市场体制机制创新打造制度支点，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为载体构建精神认同打造文化支点。

从“土地优惠、税收减免”转向“流动激励”。对数据跨境流动企业给予碳配额奖励，对高流动性人才实施个税递延。通过“数字新基建”弱化地理边缘性，破解“核心—边缘”固化，实现“核心—边缘”向“节点—网络”转型。比如，湖北县域5G全覆盖，恩施山区茶农可直连欧洲电商平台。

打通堵点、畅通循环，促进要素向枢纽流动汇聚。设立“中部要素流动保障基金”，鼓励要素顺畅流动、充分流动、合理流动。同时，要预防流动性失灵，防止“算法黑箱”加大区域差异，确保要素公平流动、资源公平共享与区域协调发展。

加快打造数智经济先导区。推进数字新基建，做强工业互联网、先进算力网等；深入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实施产业通用大模型生态培育工程。拓展应用新场景，推进数字新赋能。构建“长江科创共同体”，推动大科学装置共享与人才柔性流动。

以“四链”融合赋能，夯实内功，筑牢支点根基。通过创新链驱动、产业链升级、供应链强基、价值链攀升，培育“湖北造”国际品牌，推动特色产业高端化。

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

成金华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上，湖北有优势也有挑战，要从全局高度和国际视野做好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战略规划，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突破性发展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优势产业，加快发展算力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特色产业，前瞻布局脑科学与类脑智能、未来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

完善科创引领政策，充分发挥湖北尤其是武汉的科教资源优势，加大投入和优化资源配置，搭建高能级协同创新平台，强化人才支撑与激励机制，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形成合力，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提高科技创新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水平。

创新产业和企业发展政策，促进国企民企携手共进、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大力培育扶持高科技中小企业，推动集群发展，着力培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领军企业与龙头企业，打造企业雁阵梯队，为湖北加快建成支点提供有力支撑。

强化争先意识和能力意识，聚势突破，布局抢滩，发挥优势，防范风险，推动优势产业延链、新兴产业建链、短板产业补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发展，稳健发展。

持续打造让企业放心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服务企业为重点，搭建信息化等服务平台，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让企业家安心创业，形成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强磁场”。

扬长补短推进支点建设

秦尊文 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

湖北加快建成支点，重点在于扬“两长”、补“两短”。

扬科教资源之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湖北作为科教大省，应主动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争取再落户1—2家国家实验室，创建更多大科学装置和全国重点实验室，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担负起“引领型发展”的重托。

扬“金三角”之长，实施协同发展战略。地图上的湖北宛如一只“飞燕”，武汉靠东打头，襄阳、宜昌分布在鄂西北、鄂西南，犹如两翼。近些年，武汉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襄阳、宜昌加速提升能级，区域性中心城市底色更足。湖北加快建成支点，必须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着力打造汉襄宜“金三角”，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补江汉平原之短，实施“中心开花”倾斜战略。今年以来，湖北提出“武汉、襄阳、宜昌‘金三角’大空间协同发展”。这个大空间，不是只有武汉、襄阳、宜昌三个顶点，还有三点合围的中心地带，这一地带主要就包括江汉平原，也是由荆州、荆门、仙桃、潜江、天门五市构成的国家级荆州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范围。“支点建设，中心开花”，要求实施新一轮“壮腰工程”，推动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江汉平原加快发展步伐。

补常住人口之短，实施更加积极的人口战略。短期的经济增长，往往要靠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货币政策。长期的经济增长，需要积极的人口政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我们已耳熟能详，但离开了一定的人口规模，“三个第一”都是空谈。湖北应当实施积极的人口战略，加快人口集聚，推动人口适度增长，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

立足“两个大局”把握支点的新使命

樊志宏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湖北加快建成支点，必须立足“两个大局”，深刻把握支点建设的新内涵、新要求、新使命。

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各项协调发展战略的支撑点。要发挥湖北居于长江横轴和京广纵轴交汇点的优势，服务好南北协调和东中西协调战略任务，担起腰部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南北中轴通道打造的战略职责使命。要发挥湖北处于工业化重要产业基地向信息化新型产业基地升级的节点作用，服务好未来产业、战略性产业引领传统产业升级发展，为全国打造现代产业体系作出应有贡献。要发挥湖北地处地质山水、天文物候、自然生态、人文历史等系统连接转换节点禀赋，服务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要发挥好湖北历史文化资源富集与中国现代化先行探索交集的优势，担起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杠杆支撑作用。

育成新枢纽功能。当前，随着信息革命从量变进入到质变阶段，知识、技术、数据等信息要素加快成为决定性要素，信息网络控制功能日益成为更为重要的枢纽支点功能。湖北必须全力推进信息技术革命，全面推进信息时代的社会、经济、治理各领域各体系的颠覆性变革，全速推进信息时代知识、技术、数据等决定性要素育成集聚枢纽体系及能力建设，以新的支点功能，服务新的发展使命。

要有过硬的自身实力。一要居于产业变革前列，推动形成以信息数字经济为主导、引领、支撑的产业结构。二要居于人类知识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前列，建成科学中心、新兴产业研发中心、未来产业育成基地、创新创业基地。三要居于人类社会虚拟与实体融合新空间枢纽位置，不断拓展新空间疆域价值。四要居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变革前列，成为“文化+信息化+实体化”融合创新发展引领者。

支点建设的理论逻辑与战略重点

张建华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培刚发展研究院院长

“牛肚子理论”为湖北在中部地区崛起中的战略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该理论指出，抬升中部战略支点才能实现“东中西互动”。湖北既是被“抬升”的“牛肚子”，也是主动“发力”的抬升者。从张培刚工业化理论出发，湖北加快支点建设有以下战略重点与有效路径：

构建“北斗七星式”创新生态，建成全国科创高地。湖北科教资源丰富，要从不同层级构建立体的科创资源体系，打造“基础研究—应用创新—产业扩张”垂直生态链。

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市场活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制度创新、要素整合、生态构建协同发力，形成“精神激活—机制优化—产业跃迁”的循环体系，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实现区域协同与绿色发展双轮驱动，统筹限制因素的动态平衡。这既是国家战略定位要求，也能破解湖北区域发展矛盾，培育新质生产力。具体可从区域协同、跨区域合作深化、绿色发展等方面着手。

构建制度创新与开放格局双向突破路径，发动与限制因素的双向突破。通过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联动、风险防控平衡机制、区域协同与全球网络融合、制度创新驱动开放能级提升等方式，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联合中部六省深度合作，探寻产业协同发展新机制。以“三链”为牵引，构建互补共生的产业格局，打通区域循环堵点，培育新质生产力。比如湖北发挥光电信息产业优势，联合其他省份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推进产业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