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军统、日谍、汪伪四重身份其实都是掩护 中共“五重特工”袁殊的谍战传奇

1946年袁殊在中共淮阴华中局联络部留影 湖北省档案馆供图

中华民国湖北高等法院对袁殊的判决书 湖北省档案馆供图

□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 陈倩 通讯员 张益游

“伪装着自己的身份，隐藏着自己的姓名，做着光明又黑暗的事情。”这是热播电视剧《伪装者》主角明楼的台词。

而在电视剧外，有一位比剧中的明楼经历更传奇的特工，他身兼中统、军统、日谍、汪伪四重职务，却从未暴露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他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日军将放弃“北进”（进攻苏联）而选择“南进”（进攻太平洋地区）的情报，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就是出生于湖北蕲春的我党隐蔽战线传奇人物袁殊。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极目新闻记者通过湖北省档案馆的档案，了解到袁殊的传奇故事。

因牵连“怪西人案”入狱8个月

在湖北省档案馆，可以查到1935年中华民国湖北高等法院对袁殊的一份判决书。

当年，上海出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奇案。真实身份为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的华尔顿被国民党军统逮捕，但他一言不发，连姓名、国籍都不说，故被称为“怪西人”。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子上，审讯人员发现了袁殊的名字和电话，于是袁殊也被卷入该案。

袁殊原名袁学易，1911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北伐军。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悲愤不已，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新闻学。回国后，他创办《文艺新闻》，与左翼文学界关系密切。1931年2月，“左联五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袁殊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对这一消息进行了公开报道，因此触怒了当权派。

判决书明确提出，因袁殊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即共产主义——编者注）”，对其判处一年三个月徒刑。

当时，袁殊的身份是国民党中统秘密团体“干社”情报股股长。被判刑后，由于日方视他为“亲日派”，军统也想拉拢他，加上他的父亲在国民党上层疏通关系，袁殊实际入狱8个月后便被保释。

但中统、军统和日方都想不到，袁殊其实是一名中共党员。

左翼文学工作者打入中统内部

1931年10月的一天，在上海静安寺爱文义路的一家咖啡店，袁殊遇到一位改变他命运的人：中共情报战线、统战工作传奇人物，同时也是左翼文化运动创始人、领导者之一，著名的“红色特工”潘汉年。

潘汉年对袁殊说：“你想加入前卫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我们认为你的愿望可以实现了。”没有党旗，没有宣誓，袁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任务是向国民党中上层靠拢，利用合法身份打进敌人心脏，为我党获取战略情报。

1932年，袁殊通过表兄贾伯涛的关系，联络到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中统头子、湖北老乡吴醒亚，由此打入中统内部。后来，他又以新闻记者身份为掩护，结交了日本领事馆随员岩井英一，担任日本领事馆情报员。至此，袁殊成为具有三重身份的情报员，在日寇和国民党的眼皮底下顺利“伪装”了3年，直到“怪西人案”发生。

1936年，出狱后的袁殊为避风头，再次赴日本留学。将近一年后回国，恰遇“七七事变”爆发，他作为潘汉年直接联系的我党特工，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之中。

四重身份掩护下建立情报据点

“你是新政府（指汪伪政权——编者注）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是。”

“你是财政部经济司的财经顾问？”“是。”

“你是军统上海站情报科的科长？”“是。”

“你现在告诉我你是中国共产党？”“是。”

“你还有什么身份瞒着我？”“我还是你大哥。”

这是《伪装者》中国民党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明台得知大哥明楼真实身份后，兄弟俩的一段经典对话。而潜伏在敌人心脏的袁殊，身份比电视剧中更加复杂，也更加危险。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初期，曾经拉拢过袁殊的军统头子戴笠亲自登门，表示要对袁殊委以重任。经过向潘汉年汇报请示，袁殊“迎合”了戴笠的要求。很快，他被任命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而他的公开掩护身份依然是记者，他也因此继续与日方的岩井英一保持联系。

面对岩井英一，袁殊以军统人员的身份答应与其合作。在岩井英一的授意下，袁殊写了《兴亚建国论》一文，鼓吹汉奸论调。岩井英一还扶持袁殊组建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作为掣肘汪精卫的另一汉奸派系。随后他又让袁殊负责管理日本特工机关“岩井公馆”。

面对军统，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因王天木出卖而被76号拘押，由于岩井英一的营救才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将打入敌人内部继续为抗日做出贡献。此后，袁殊和重庆方面一直保持联系。

后来，袁殊还曾任汪伪政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及教育学院院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伪职。

在上海这个复杂的情报战场，袁殊建立了同中共、军统以及日寇的多方关系。“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实际上成为中共的一个新的情报据点，不仅日本外务省每月拨给“兴亚”的20万元军票中相当一部分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而且在袁殊的巧妙操作下，一份份重要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

及时送出日寇“南进”重要情报

1942年初，袁殊作为“兴建运动”代表应邀访问日本。组织这一访问的日本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向袁殊透露，日本当前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经确定“南进”战略部署。

这一消息让袁殊非常震惊。他分析各方面情报，判断日军“南进”已是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立即将情报送交潘汉年。潘汉年又将情报通过延安转交苏联。

几乎在同一时期，苏联远东情报局“红色间谍”佐尔格，也在日本东京获得同样的战略情报。当时，苏联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压力，有了日军“南进”的情报后，苏联不必担心腹背受敌，得以放心大胆地从远东抽调数十万兵力，到西线与入侵的德军作战。这对苏军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部署，起到了重大作用。

自1939年到抗战胜利，袁殊完成的情报工作数不胜数——他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鲁迅夫人许广平等我方人士，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得益于他及时提供的情报，粟裕率领的新四军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1945年9月，中共党组织通知袁殊，做好转移准备。与此同时，戴笠也委任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但当戴笠到达上海亲自接见袁殊时，却不见他的踪影。直到1946年初，国民党才得知袁殊已经到了解放区。

在湖北省档案馆，还能找到当时的报纸报道“袁殊被枪决”的消息。而实际上，到达解放区的袁殊，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以“曾达斋”的名字重新登记入党。

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专章讲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迹，肯定他“不顾个人的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