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计划建在中山公园，造价5万元……关于这座烈士墓，有些细节你应该知道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文辉 通讯员 冯蕾

白鸽在草坪上飞翔，老人和小孩在树荫下晨练、玩耍。

武汉市解放公园东北角，有一座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15位在武汉会战中牺牲的苏联烈士长眠于此。

两公里外，汉口胜利街附近，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设计）档案管理中心，保存着一套珍贵的数字档案，含当年烈士墓建设审批公文、施工单位与设计单位的往来函件、预算书、工料分析单、土壤试验资料汇总表、设计图纸等，其中许多细节，值得铭记。

百余位苏联空军牺牲在武汉上空

让我们先把时间拨回87年前。

1938年，日军占领我国华东大片土地后进犯武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自当年6月至10月，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占领全中国的美梦，中国战场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期间，中苏空军并肩作战，瓦解日军多次空袭，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1938年4月29日，日本天长节（日皇生日），日军39架飞机进袭武汉。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共67架飞机起飞迎战，击落敌机21架。“4·29”空战是苏联空军志愿队在武汉取得的最辉煌的一次胜利。日军遭此重创后，整整一个月未敢侵袭武汉上空。

在一场场空战中，百余位苏联空军志愿队员牺牲在武汉上空，部分烈士葬于汉口万国公墓（今中山大道陈怀民路）。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些英灵。1951年，武汉市人民政府为烈士墓立碑。1954年下半年，武汉市人民政府提出动议，迁建苏联空军烈士墓。一年后，迁建工程进入实施阶段。

在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拨款5万元

在中信设计留存的数字档案中，时间最早的一份是1955年9月11日武汉市民政局呈递给市人民政府的签报。

函中写道：“关于苏联空军烈士墓迁移地址和经费问题，经批示同意迁至中山公园，经费以五万元为准”，该局邀请相关单位商讨，“一致提出中山公园后段湖边假山前面是体育场，左首系动物园，不但环境复杂……是以建议迁移解放公园”。

这份签报是用薄得透明的草纸印刷的，可见当时国民经济极度困难。但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时任武汉市副市长王克文批示同意，并明确迁建经费以5万元为准。

中信设计保存的公函扫描件。

当年9月15日，武汉市民政局向武汉市城市建筑设计院（中信设计前身）发函，事由为“请即日着手设计苏联空军烈士墓”。函中写道：“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迁移解放公园内两假山之间，经费以五万元为准……即日着手进行设计……”函件右上方还盖着一个印戳，标明“急件”。

将原有之“朝梅”“夕桂”联成一气

第三份档案，是武汉市城市建筑设计院现场踏勘的记录手稿，其中写道：灵堂广场标高较坟墓广场标高高出2.8米，拟利用开掘河道的土方填起，碑前水池所挖的土方也在灵堂广场区内，预计完工后可将原有之“朝梅”“夕桂”联成一气。

“朝梅”“夕桂”是解放公园里的两座土丘。如今，两山分居烈士墓左右，拱卫烈士英灵。

档案中，有8份施工单位与设计单位、武汉市民政局的来往函件。其中，1956年1月2日，武汉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向市民政局发函“求援”：“查承建苏联空军烈士墓工程需用大批麻面石及白凡石（应为白矾石，下同）料……白凡石料系外地采购，约在二月中下旬始能到武汉……经在市内四处寻觅，在市四小学、私立江苏小学、私立滑众小学三处有合格之石料，特函请贵局大力协助，迅即联系，求得日内运到施工现场，以利工程进行。”

中信设计留存的设计图纸扫描件。

中信设计留存的设计图纸扫描件。

档案中还有6张手绘设计图纸，从中可以看到，烈士墓和解放公园中央大花坛（现嘉卉广场）处于同一中轴线上，墓碑、墓台、碑文、碑上的花饰等细节也力求完美。原本还计划建设一座纪念坛，可惜因种种原因被搁浅，成为建设者心中的遗憾。

每年3万多人来此祭奠

1956年3月，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建成，15位苏联烈士的遗骸迁葬至此。2015年，中国外交部和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经过考证，新确认14位在汉牺牲的烈士，当年6月，这14个名字增刻在烈士墓的大理石上。

今年8月5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来到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远远就能看到一座方锥形大理石纪念碑，碑身前后刻有金色大字，正面“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背面“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烈士永垂不朽”。

主持设计的黄康宇生前曾表示，方尖碑“比较单纯”，指向天空则是纪念这些烈士是天上的雄鹰。

烈士墓为花岗岩砌成，左右台阶20级，墓穴内置长1.6米、宽0.4米的长方形红漆木棺，棺内安放烈士骨骸。墓前壁嵌有烈士姓名碑29块，上面刻有中俄文姓氏及生卒年月。其中，牺牲时最大的不过33岁，最年轻的24岁。

烈士墓建成60多年，政府和民间祭拜活动从未间断。解放公园宣传干事叶向东介绍，每年清明、抗战胜利日等重要节点，大批市民自发前来祭奠，“每年有3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