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北日报专访了闻一多外孙王丹鹰(原中国新闻社驻香港分社总编辑、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他讲述了抗战期间闻一多的故事。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与南开大学被迫南迁昆明,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生活陷入困顿,留美归来的诗人闻一多为养活八口之家,不惜售出珍藏书籍予清华图书馆,并赴昆华中学兼课。昆明物价飞涨,生计无着之际,这位艺术家深夜执刀,以篆印糊口,留下铮铮之言:“文字是我斗争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挣钱养家的工具”。
闻一多面对权贵重金求印,他断然拒绝,而他为和平民主运动组织刻章时,却分文不取、连夜赶工。期间,他曾给华罗庚刻了3枚姓名章,其中一枚“华罗庚印”的印章上,另用刻刀轻浅取势、生动流畅地刻下了一段边款,饶有韵味:“甲申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短短60余字,情深意长,显露了他们特殊的友情,华罗庚因此铭记于心,难以忘怀。1979年,华罗庚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纪念闻一多烈士八十诞辰》一文中,充满深情地回忆道:“一多先生治印是为了生计,可是却精工镌刻了图章送给我,这是他的完美的艺术的纪念物,也是他对朋友的真挚情意的宝贵凭证。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陈少哲 摄)

闻一多赠予华罗庚的印章。

华罗庚印章边款。

抗战期间,闻一多篆刻的一部分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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