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岁抗战老兵龚少清：舅舅留下的10个字，他用了一生去兑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左晨 通讯员刘博 朱浩

8月30日，武汉市武昌区杨园街电力新村社区的一栋老楼内，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见到了99岁高龄的龚少清，他是铁四院的一名离休老干部，也是一名抗战老兵。

当天，铁四院党委走访慰问龚少清，为他佩戴上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

“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跟着党走！”龚少清双手颤抖着轻抚奖章，向记者缓缓讲起了自己的抗战故事。

龚少清向记者讲述自己的抗战故事。（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左晨摄）

“我是中国人，要做中国事”

龚少清的故乡在江苏省启东县。1941年，年仅15岁的他投身革命，成为江苏省启东新四军区大队的一名通信员。

说起自己从事革命的经历，龚少清眼含泪花，陷入沉思。

“戈拔同志（华东军区九分区第八团第二营营长，1948年6月牺牲），我永远记得他，他是我的远房舅舅，更是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人。”龚少清说。

龚少清向记者讲述自己的抗战故事。（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左晨摄）

有一天，戈拔戴着帽子、身着长衫，沉稳地走进龚少清家门。他一眼便注意到这个身形瘦高、眉眼机灵的小孩，关切地询问：“上了几年级？识得多少字？”

龚少清如实回答还在上小学，识字不多。戈拔微微一笑，鼓励道：“没关系，我来教你。”

说罢，他铺开纸张，工整地写下“我是中国人，要做中国事”几个大字，并耐心解释道：“身为中国人，就应做中国人该做的事。对我们而言，现在最紧要的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让中国人挺直腰杆，过上好日子。”

这简简单单的10个字，如种子般深深埋藏在龚少清心底，生根发芽。此后，他当了通信员，小小年纪就肩负起交通站和团部之间秘密传递信件和联络的重任。

“早上喝一碗稀饭，便要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送信，每天都要走七八十里的路程，有时候肚子饿得难受。”龚少清说，“只要想到是给革命队伍送信，我就跑得飞快，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有一次，他送信即将抵达交通站时，恰逢日寇到来。无奈之下，他只得将文件藏匿于玉米地中。待日寇离去后，他又匆匆折返，取回文件再送往交通站。

“子弹击中了我的颈部，鲜血直流”

担任通信员期间，龚少清目睹和亲历了日寇的种种暴行。几次三番向组织要求到连队去，直接拿枪打日寇。

1943年3月，17岁的龚少清终于如愿调到了东南警卫团的下属连队，成为班里年龄最小的战士。

年轻时的龚少清。（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左晨摄）

在连队，他不怕吃苦，班里的打菜打饭、内务卫生等活儿，他都抢着干。启东县南靠长江、东临黄海，虽地方不大，但位置重要，到处都有日寇的据点。他们时常下乡进村抢粮食、鸡鸭猪羊，甚至烧房杀人，无恶不作。

1944年夏天，30多名日寇和伪军出来抢掠老百姓。“组织上派我带两个班伏击敌人，要求先抢占有利地形，狠狠打击，绝不让日寇得逞。”龚少清说，部队在敌人必经之地埋伏，由于夏天天气炎热，战士们等了很久，衣衫都被汗水湿透，终于等到敌人到来。

“我们每个人只有五六颗子弹，待敌人走近，排长一声令下‘打’，大家一齐猛烈开火。”龚少清说，这一突袭打得敌人乱作一团，抱头鼠窜，有的钻进水沟，有的躲进老乡房子。等日寇缓过神来还击时，他们已胜利撤离战场。

1944年12月，龚少清所在部队又与日寇遭遇。

“那是一场惊险战斗，子弹像流星闪电般在四周掠过，震耳欲聋。”龚少清说，正当他全神贯注瞄准日寇准备射击时，一颗子弹从左前方飞来，击中了嘴巴，鲜血从嘴里和后颈流出，棉衣被浸透。

受伤后，他被战士抬着送往一个临时诊所，“躺在板子上太冷了，后来我自己下地，走到了诊所。”龚少清回忆。那次受伤，龚少清的牙床都被打碎，脖子后面至今留有子弹穿透后的伤疤。

奖章印证“永远跟党走”的初心

解放后，龚少清转业成了一名铁路警察。

1953年，铁道部设计局中南设计分局（铁四院前身）成立，龚少清成为铁四院建院的首批员工。此后，他先后在保卫处、武装部、电化处等部门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直至1981年离职休养。

走进龚少清的家，屋内陈设简陋，虽然只有一台液晶电视，几张粗糙的木桌椅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具，但却十分干净整洁。

由于已年近百岁，龚少清行动不便，只能坐在轮椅上，但他依旧保持着每天看报纸的习惯。

“我爸喜欢看新闻，每天都让我订报纸，了解国家大事。”龚少清的女儿龚汉萍说，“知道你们要来采访，昨天晚上跟我讲了很多，早上起得很早，心里很激动。”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在他家中，摆放着众多纪念章。一枚枚奖章熠熠生辉，辉映着龚少清“永远跟党走”的铮铮誓言。

龚少清获得的纪念章。（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左晨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