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徐璟：改判“飞来债务” 化解小商户百万处罚！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汤炜玮 杨千帆 实习生 张婧

记者：当初您为什么会选择到检察院工作？

徐璟：我本硕阶段学的都是法律，硕士阶段主攻民商法方向，导师是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当时院里恰逢招录民商法专业人才，我报考后有幸被录取。那时我对检察工作的理解还比较朴素，只觉得能把专业所学用在守护公平正义上，就是一件幸运的事。后来工作以后才慢慢明白，检察工作不是简单适用法律，而是在复杂事实、群众诉求和公共利益之间寻找最稳妥、最公正的答案。

记者：您说想“把专业所学用在守护公平正义上”，这些年有没有案件让您觉得，当初这个选择是对的？

徐璟：印象最深的是一起民事检察监督案件，当事人是郭某。婚姻存续期间，她和丈夫已背负多笔共同债务，为还债远赴深圳打工，把孩子留在武汉。离婚后，前夫又私下向朋友借款，郭某毫不知情。这笔债务本与她无关，却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要她一并偿还。这笔不小的债务，对她无异于雪上加霜。

根据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规则，夫妻共同债务通常强调“共债共签”，或者债务确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前夫离婚后个人借款，既没有郭某签字确认，也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依法不应由郭某承担。我们依据民事检察监督职责受理监督申请，严格审查后提出抗诉，案件最终改判，郭某卸下了本不该由她承担的债务。

她打来电话，激动地说：“法律果然是公平的。”那一刻，我真切感到，民事检察监督，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老百姓的人生。每一次精准的监督，都是在为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盼投下一张信任票。

记者：您说“法律是严肃的，但司法可以有温度”，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触？

徐璟：还有两件行政检察的案子我一直记着。

一件是养老保险待遇监督案件。当事人纠结的，不只是养老金待遇的减少，更是法律没有解开他心里的疙瘩。审查初期，我一度犹豫，这类案件法律关系复杂，监督难度很大，需要我们付出更多努力去厘清事实、辨法析理。但当我拨通当事人的电话，听完他的倾诉，又重新燃起了斗志，哪怕最终意见不被采纳，也要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后来，我们依据行政诉讼监督职责，对案件依法提出抗诉。同时，依托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机制，推动行政机关与当事人沟通协商，最终促成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让当事人每月多领回一笔可观的退休金。

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坚持都值得。法律是严肃的，但司法可以有温度；维护公平正义的路上或许有阻碍，但检察官必须迎难而上、不负所托。

另一件是一起典型的“小过重罚”案件。当事人开一个小店售卖保健品，因为销售几百元的假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相关规定，将面临150万元的行政处罚。法律设定较高的处罚，目的是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从源头上震慑违法行为、守护群众用药安全，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和支持。问题在于，如果简单按法定标准一罚了之，150万元对这家小商户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行政处罚的目的不是把小商户罚倒，而是纠正违法、规范经营。法律要有刚性，执法也要有尺度。

我们查阅了大量法律法规和裁量基准，组织公开听证、引入专家意见，与相关行政机关反复沟通会商，最终给行政机关提供了依法依规与过罚相当的处罚路径用于参考。行政机关依法调整了处罚幅度，并设置了分期缴纳方案，既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也保住了企业的生存空间。这起案件后来获评全省典型案例，我和检察官助理总结办案经验撰写的调研文章也在《人民检察》发表。这件事让我深刻体会到，行政检察监督不是“你错我对”的对抗，而是“府检联动”、协同共治，检察机关依法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共同把法律精神落到实处，共同服务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大局。

记者：公益诉讼很多时候不是检察机关“单打独斗”，您最早是在哪个案子里感受到这一点的？

徐璟：如果要说最早让我理解公益诉讼价值的案件，应该是全市首例涉水公益诉讼起诉案件。那次经历，也让我第一次在办案一线掉眼泪。

当时是落实最高检公益诉讼试点部署，案件涉及湖泊水域被侵占，难点在于损害鉴定：一方面，作为首例，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另一方面，水域面积损害需要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我们多方联系，一时难以落实，案件一度陷入僵局。关键时刻，区相关部门主动对接、积极协助，协调解决了鉴定难题。这次携手也让我真切体会到“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一起把问题解决好。最终，我们查实了违法行为人侵占水域蓝线的违法事实，依法保护了湖泊生态资源。如今，区里的公益诉讼工作已形成“府检联动”、协同共治的格局，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同向发力，共同守护一城碧水。

记者：2024年11月，您从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转岗到刑事检察部门，当时心里有底吗？

徐璟：说实话，接到转岗通知，我是乐意的。从事民事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十余年，工作早已得心应手，但我愿意接受新挑战。检察事业需要复合型人才，转岗既是组织安排，也是自我突破。

一开始我想得简单，觉得法律底层逻辑相通，上手应该不难。真正接触才发现，刑事案件直接关乎一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证据审查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每一份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都要逐一过筛，容不得半点马虎。刑事检察不是我的专业起点，也不是我长期深耕的领域，刚接触时确实感到吃力。初期难免忽略细节，也曾感到压力很大，担心自己能否快速适应新岗位的要求。

记者：怎么扛过来的？

徐璟：靠的是“不服输”三个字，我的方法是“三管齐下”：一是系统补学。刑法、刑事诉讼法精讲课程反复听，用一年时间，每晚睡前研读证据审查专业书籍，一点一点搭建起证据审查思维。二是多方请教。遇到疑难问题，主动向本院、外院的资深检察官求教，必要时请教高校学者，博采众长后再形成自己的判断。三是读书充电。我也重新读了一些经典著作，从中学习务实作风和统筹方法。比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让我意识到证据审查不能停留在表面；“统筹兼顾”的方法，则提醒我在法理情之间寻找更稳妥的处理方式。

经过近两年的学习和实践，如今我已能独立办理较为复杂的刑事案件。回头看，“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靠的就是把每一天的积累做扎实。

记者：今年8月，您又调回了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从刑检回到熟悉的领域，这次回归和当初离开时的心境有什么不同？在多岗位历练的过程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徐璟：当初离开时，觉得是暂时告别，心里多少有些不舍。回来之后发现，这个领域已经和几年前大不一样了。“府检联动”机制更加成熟，办案手段更加丰富，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也开始落地应用。更关键的是，我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变了。

刑检经历让我更加重视证据链条、事实基础和程序规范。回到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后，我发现这些能力帮助我把案件办得更扎实。跨条线的经验反哺，让我在证据审查、法律适用和出庭应诉方面的能力都有提高，办案更精准规范，对实现“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信心也更足了。

多岗位历练教会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检察工作没有“舒适区”，只有“成长区”。“四大检察”不是四条平行线，而是一张网，站过的每一个节点，都会成为看待全局的坐标。在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检察人才方面，自己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接下来，我想在四大检察的综合履职方面做出更多有益的尝试，让监督效能真正发挥出来。

记者：多年办案给您个人带来什么改变？

徐璟：办案是最好的“磨刀石”。它倒逼我从一个性格粗线条的人，变得严谨细致，因为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关乎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它也倒逼我这个曾经的“写作困难户”，不断总结提炼，提升调研能力，因为只有通过文字将办案心得转化为理论成果，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办案阅历，正在一点一滴地弥补我性格上的短板，塑造着一个更成熟、更专业的法律人。

记者：您对年轻检察官有什么寄语？

徐璟：我想送给他们三句话：

第一，以勤补拙，不惧挑战。我自己在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刑事四个条线都干过，每一次转岗都是一次“归零重来”，但回头看，正是这些跨条线的历练，让我看问题的视野更宽、办案件的手段更多。年轻同志不要怕多岗位锻炼，多经历一种业务，就多一层看问题的维度。

第二，以求极致，精益求精。不要只满足于把案子办完，而要从每一个案件中追问事实是否查清、法律是否适用准确、当事人诉求是否得到充分回应。善于从每一个案件中总结经验，提炼规则。

第三，以恒致远，久久为功。不必追求一步登天，只要每年都比过去的自己进步一点点，日积月累，终将汇聚成海，抵达理想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