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汤炜玮 通讯员 陈思
近日，武汉市新洲区居民王某收到最后一笔赔偿款，低保手续也办了下来。
3个月前，她丈夫在跨区跑货运途中遭遇车祸去世，事故发生地、户籍地、平台注册地、运营主体所在地分属不同区域，家里还有3个未成年的孩子。这样一起“谁都沾边、谁都管不全”的纠纷，综治中心通过网格平台发现线索后，2小时内召集相关方会商，15天内促成签订46万元赔偿协议，两个月内款项全部兑付。
2026年以来，武汉各级综治中心排查化解矛盾纠纷19.9万件。2025年全市矛盾纠纷化解率达到97.5%，超过九成的矛盾纠纷在基层解决；研判预警风险信息1.7万人次，提前防范化解重大矛盾纠纷1561起。
一座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烦心事千头万绪，安定感从哪里来？
进一扇门，跨部门的事一站办
过去群众有了纠纷，找信访、找司法、找公安，跑多个部门、讲多遍情况，问题还不一定落地；碰上权责交叉的事，还容易互相推诿。
综治中心就是为整治这个顽疾而建的——把分散的力量聚到一个平台上。
走进洪山区综治中心，2300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窗口集中受理诉求，劳动仲裁、诉讼服务、检察服务、司法确认等一站对接；二楼“一庭十四室”，矛盾调解、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六大类服务随时在岗。当地有个朴素的说法：政务服务中心帮群众办成了事，综治中心帮群众解了纠纷。今年以来，这里受理各类诉求21520件，同比增长248.05%。
人聚过来了，事还得转得顺。洪山区有常驻、轮驻力量共41人，常驻调解组织2个、专业调解员8名，特邀调解组织26家、特邀调解员314名。
“中心吹哨、部门报到”，基层常见矛盾纠纷细化为18大类116小项，逐一厘清27个部门的权责，实行“1小时分流、24小时响应”，跨部门疑难诉求由中心牵头会商，一办到底。
矛盾变了，治理也得跟着变
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力气建这个枢纽？因为矛盾本身就在变化。
现在城市的纠纷，多跨区、跨行业：一单货运牵涉平台和多方主体，一场家事可能横跨两地、藏着“民转刑”的风险。而治理资源分散在各条战线，邻里口角、消费争议大量涌进110，民警到场虽能稳住情绪，却难化解根源，反复警情由此而生。矛盾走进“深水区”，靠一个部门单打独斗接不住。
这条探索之路，走了60多年。从20世纪60年代“枫桥经验”发端，到2002年全国第一个乡镇综治中心在浙江诸暨挂牌，再到2019年《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以党内法规形式确立四级综治中心制度，分散的经验一步步变成定型的制度。如今，武汉建成各级综治中心3553个，综治制度在这座城市落地生根。
网牢不牢，最险处见真章。汉阳区居民董某因孩子抚养问题与妻子矛盾激化，被拘留期间扬言要报复女方一家，释放后驱车赶往女方父母所在的荆州市。武汉、荆州两地综治中心与警方联动，半路把他劝了回来；随后心理辅导介入，亲属一起劝导，董某慢慢回到“过日子”的轨道上，双方经法院调解解除婚姻关系，孩子抚养一并安排妥当。一场可能升级的极端风险，被化解在萌芽状态。
从“调一案”到“治一类”
化解个案靠功夫，治理类案靠机制。武汉正把一个个“解决一件事”的办法，变成“治理一类事”的制度。
物业纠纷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问题。江汉区某小区，熊某等多名业主因公共设施维护缺位，与物业公司积怨十年，物业费长期未缴，物业公司将其中20余名业主起诉到法院。若逐案审理，周期长、尺度难统一；若简单判决，又难修复信任。江汉区综治中心引入区人民法院民意法庭诉调团队入驻，创新“示范诉讼+批量调解”模式：选取典型案件公开开庭，法官现场讲清法理、划清权责，明确“服务瑕疵可协商、缴费义务不可免”；再以统一裁判标尺为基础，调解员下沉小区逐户沟通“一户一策”——漏水的酌情减免，有停车需求的给折扣，高龄困难业主可分期缴费。最终20余户业主与物业达成和解，300余起潜在纠纷被化解在诉前，全区物业投诉量同比减少792件。
机制还在向更专业的领域延伸。全省首个“行政复议+司法确认”工作室在洪山区综治中心落地运行，当地行政争议收案量同比下降64.03%，和解撤诉率提升28.8%，越来越多群众放下“信访不信法”的执念，依法依规解决问题。
城市治理的厚度，不在于没有问题，而在于问题出现时，有人接得住、机制转得快、矛盾解得开。网越织越密，城越来越安——群众少一分烦心事，城市便多一分安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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