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照红《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29日 05版）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政德不仅是领导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关乎领导干部个人形象，更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和政治生态的导航仪，关乎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领导干部政德建设事关党和国家兴衰存亡。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提出，新时代的领导干部要“加强道德修养，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201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中国历史上的吏治为主题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时强调严把德才标准，坚持公正用人，拓宽用人视野，激励干部积极性，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2019年开年伊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发布，明确要求领导干部持之以恒锤炼政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紧随其后，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再次强调和重申“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这一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的原则。党中央如此重视并紧锣密鼓地出台相关文件，足见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政德是领导干部为官之魂、从政之基、用权之道。古人云，“德者，得也”。“德”是“得”的前提，“得”是“德”的结果。如果“德”而不“得”，不“德”而“得”，必会善恶不分、是非难辨、黑白颠倒，其社会影响和危害可想而知。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刻指出：“一个地方要实现政通人和、安定有序，必须有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就会滋生权欲熏心、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等一系列问题，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真正把忠诚党和人民事业、做人堂堂正正、干事干干净净的干部选拔出来，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每一位人大代表都要站稳政治立场，增强政治观念、法治观念、群众观念，发挥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的特点，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努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持之以恒锤炼政德，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要把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等内容落实到干部选拔、任用、考评的全过程之中，不仅听其言、察其表，更观其行、析其里，“把是否忠诚于党和人民，是否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是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是否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否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衡量干部的第一标准”。把“信念如磐、意志如铁，政治坚定、绝对忠诚，清正廉洁、担当负责”的人选出来、用起来。要引导领导干部正确处理政绩和政德之间的关系，防止以才代德、以政绩和经济指标代替伦理和道德指标，破除干部选拔和任用工作中的“潜规则”和“逆淘汰”现象。与此同时，要“深入考察道德品行，加强对工作时间之外表现的考察，注重了解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方面的情况”。
持之以恒锤炼政德，应充分发挥人民作为权力主体和评价主体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我国，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领导干部是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按照这个逻辑，权力由谁来代为行使应该由人民来决定，权力行使的好坏应该由人民来评价。个别投机钻营者在上级和领导面前阿谀逢迎、溜须拍马，而在下属和群众面前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这样的两面人横行官场，严重损坏了党与政府的威信和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如果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长期被冷落、受排挤，一些投机钻营的人却屡屡得势、顺风顺水，那就肯定出了问题。”《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群众公认度不高的”不能列为党政领导干部的考察对象。因此，在对领导干部的政德考评过程中，要将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鲜明导向和重要依据，重视下级和基层群众的意见，调动基层群众参与评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基层群众的参与度和代表性，建立起一个民意能够顺畅表达和上传的渠道，及时把政治上的两面人辨别出来、挡在门外、清除出去。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要自觉接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督。
持之以恒锤炼政德，应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和文化氛围，建立“德者，得也”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为此，应着力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使积极的、正面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精神力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营造正气畅通的社会风气；通过奖善罚恶的价值引导，使“德行美好且有用”的理念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普遍的道德理念和行为方式；引导全社会通过社会舆论、道德评判等方式行使批评监督权利，对寡德失德的人和事进行舆论监督、制约；充分利用中国的“耻感文化”，将任人唯亲、说情打招呼、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曝光于大庭广众之下，增加悖德违法行为的心理压力和道德成本。
（作者：孙照红，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