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7日,南通市北护理院16楼的护士工作站,失智老人围聚在一起。记者朱旭东摄
88岁的张惠民倒退着搀扶85岁的老伴鲍曙明,在楼道里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地锻炼她的走路能力。
看到护工一年前拍摄的这段视频,记者同时感受到了温馨和挥之不去的心酸——老伴老伴,老来有伴。别人看到的是温馨,他们体会的则是心酸。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2018年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比2017年年末增加859万；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比2017年年末增加827万。
全国老龄办预估的数据中,中国老龄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选择如何老去,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拷问。
江苏南通是有名的长寿之乡,老龄化率已达29%,60岁以上老人有222万人。位于南通市港闸区的市北护理院,收住160多位老人,60%是失智症患者,30%生活不能自理。
老伴
在张惠民的床头,是一本厚厚的《唐宋词鉴赏辞典》。“词很短小,可以随时翻看,也随时放下。”看得出来,这是他目前唯一的业余爱好了,“随时放下”,则是因为老伴随时需要他
身材瘦小的张惠民满脸老年斑,却有浓黑的长寿眉。腿脚灵便的他不用别人照顾,他要照顾比他小三岁的老伴,因为老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不仅不记事,还容易走丢。两个女儿也60多岁了,各有子女,无力照看。鲍曙明腿脚不灵、有时大小便失禁,张惠民实在撑不下去,在女儿的建议下,最终选择到护理院生活。
由于鲍曙明的病情加重,张惠民不得不开始限制她的行动。
“她经常半夜醒来下床乱走,已经摔倒好几次。”张惠民既无奈又心疼。现如今,他只能白天推着轮椅陪老伴在楼道里散步。为防止老伴乱动,张惠民特意在她胸前和轮椅挡板之间加了一个大枕头。这样,老伴只能紧靠在轮椅上,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他们俩曾经都是中学教师,女儿出嫁后,老人一直单独居住。闲暇之余,张惠民还在家养了100多盆花草,自得其乐。
“退休后的生活,本来还是很自在的。大钱没有,小钱不缺,我们俩到处走走、看看。现在我被她困住了,一点办法也没有。”张惠民深深地叹了口气。
4年前,鲍曙明开始往外乱跑。“我都不知道她走丢过多少回了,好几次是110送回来的。”慢慢地,张惠民发现老伴不仅失智,连吃饭也不会了,再后来,开始大小便失禁。“两个女儿的孩子也大了,自顾不暇,根本无力照顾我们,建议我们到护理院来。”
心急如焚的张惠民在女儿的陪同下,到处寻找合适的护理院。“我没有其他高要求,只要能把老伴照顾好就行。”看中市北护理院的硬件以及医养结合的护理模式后,张惠民第三天就与老伴一起搬了进来。
“最难的时候,是训练她走路。”刚开始,张惠民特别希望老伴重新站起来,陪他一起散步。由于护工人手少,无法专职训练鲍曙明走路。每逢其他老人呼叫,护工就得放下鲍曙明去照看。于是,张惠民决定自己来,才有了那段温馨又心酸的短视频。
为了照顾好老伴,张惠民一直坚持锻炼,只要天气暖和,他早上就会在院子里大步走,以舒展筋骨。在他的努力下,鲍曙明渐渐能够自主走路,却又带来其他麻烦——半夜自己起床,已多次摔倒。
张惠民意识到,老伴的病情已不可逆。他不再训练她走路,而是坚持让她说话,不断刺激她的大脑。“每天我都会问她睡得好不好?吃得饱不饱?没话也要找话说。她如果不说,我就不停地问,一定要她说,哪怕就一两个字……”张惠民心酸地说,“如果把她一个人丢在护理院,在家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轮椅上的鲍曙明始终微笑看着张惠民,还时不时地用手拍拍他,似乎在赞许。“她现在还认识我,但名字常叫错。女儿每周都会过来看望,她也认识,只是记不住名字了。”张惠民很渴望到外面走走,但已经很不现实,因为老伴需要他。“如果回家的话,我是没法生活的。在这里,还是比较安心的。”
和老伴一起住进市北护理院内,也许是他目前最好的选择了。在张惠民的床头,是一本厚厚的《唐宋词鉴赏辞典》。“词很短小,可以随时翻看,也随时放下。”看得出来,这是他目前唯一的业余爱好了,“随时放下”,则是因为老伴随时需要他。
过往
年轻不再,子女不在,他们只能选择在护理院颐养天年。老眼昏花的他,硬是逼着自己成了“网购达人”
86岁的王遂泉,退休前任港闸区财贸办公室主任,曾是区里显耀之人。去年12月,他和爱人搬进了市北护理院的老年公寓。
采访前,护理院副院长杜燕一直和记者打招呼,“老人的独子51岁时因鼻癌走了,尽量别和他谈论子女的话题。”没想到,王遂泉主动提及,“家门不幸,前几年儿子去世了,儿媳妇带着孙女在外地,我们只能到护理院来。”
王遂泉的家境显然比张惠民家强,曾经长期雇着保姆。“保姆每天下午4点要回家忙自家的事,一到晚上我们就忙不过来。”王遂泉有糖尿病,爱人有腰椎病,走路容易摔跤。“万一有什么情况,在家里没法处理。到这里有个保障,只是支出大了。”
王遂泉夫妇住在50平方米的公寓里,一室一厅,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等一应俱全。和家庭生活不同的是,这里的一日三餐,要比王遂泉多年养成的习惯提前一个小时,所以,他特地添置了微波炉。
护理院普通床位人均收费在4000元左右,公寓的费用相对高些。对王遂泉而言,这里的服务费只相当于请保姆的费用,伙食费和家里的费用也差不多,每月4800元的床位费,算是多出来的。“费用不是大问题,在这里,我和爱人都有安全感。”
王遂泉喜欢摄影,曾是南通市第一届摄影家协会的会员。现在,他不玩相机,开始玩手机。“护理院周围没什么商场,我们不方便出门,很多东西,只能通过网购。”老眼昏花的他,硬是逼着自己成了“网购达人”。
王遂泉的爱人盛玲英,有着比王遂泉更为“光鲜”的历史。她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成了北京市第十八中学的一名教师。和医护人员聊天,她总是骄傲地回忆起年轻时在北京和上海的美好岁月,并再三强调,“她是被老伴‘骗’到南通的。”
“我20多岁的时候,是十八中的唯一代表,聆听过周总理关于教育的报告会。晚上七点半准时开始,体育场里都是人。总理来的时候,有好多人忙着照相。”卧床休息的盛玲英,依然记得那次盛况,她忍不住和记者强调:“我记不清是哪个体育馆了,但我肯定是从6号门进去的。”
入住时间不长,王遂泉夫妇都有点不适应护理院的生活。“市里有家阳光公寓,就像住家一样。关键是,那里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可以聊聊天。但是,那里没有房间了。”王遂泉为此有点失落,但他还得想办法安抚好老伴,因为盛玲英喜欢热闹,嫌这里太冷清,一直想回家。“如果真依照她回家了,我都不敢想象会乱成什么样子?”王遂泉叹了口气。“儿媳妇带孙女在外地打拼也不容易,我是指望不上了。”
年轻不再,子女不在,他们只能选择在护理院颐养天年。
失智
护士工作站仿佛就是南京的新街口、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人气足、热闹。老人们只是贪图这里的“热闹”,在热闹处,也许更能体会到人间的烟火味
相比较其他老人而言,张惠民和王遂泉还算幸福的。因为,即便老伴腿脚不便,即便老伴患了阿尔兹海默症甚至生活不能自理,他们还算是有个伴的。在市北护理院,更多的是失智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护理院主楼有18层,其中15、16层收住的是失智老人,进出需要医护人员的门禁卡,否则老人容易走丢。杜燕的舅舅印建平,就是其中一位。52岁的他,还是护理院收住的第一位“居民”。
“我舅舅小时候不知道打了什么疫苗,至今智力只有10岁左右。外公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他,所以舅舅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外婆去世后,舅舅更加自闭了,生活不能自理。外公去世后,我们给他请了保姆,保姆却经常把舅舅反锁在家里,连饭都不给吃。”杜燕和母亲为此没少挨舅舅的邻居闲话数落。
杜燕说,舅舅只比她大14岁,她小时候经常去上海和舅舅一起玩耍,因此对舅舅的感情特别深,特别想照顾好他。“我母亲是她们家的老大,外公外婆去世后,照顾舅舅的责任自然就落在母亲肩膀上。”杜燕辞去上海的工作到南通市北护理院,很大程度就是为了照顾舅舅。她原来很担心舅舅邻居再说闲话,只是说接舅舅回家。“现在,邻居们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不再抵触。”
记者见到印建平时,他正蜷坐在医生办公室一角的凳子上,晃动着身体自娱自乐。平时若有陌生人走近,他都会紧张得大喊大叫。好在有杜燕陪同,他对记者的到访并不紧张。负责该楼层的医生苗应建说,印建平随时需要人照顾。“随便待在哪个角落,你如果一天不叫他,他一天也不会走动,连吃饭上厕所都不知道。”
90岁高龄的李淑英是位重度失忆患者,近期记忆几乎为零,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家人,却时常记得自己年轻时的一些琐事。在她的床头,医护人员张贴了几张她入院前的照片,帮助老人增加对自己的认知。
每次见到杜燕,李淑英都会热情地上来打招呼,扯几句不着调的闲话。“她不知道我是谁,只是觉得我面熟。随便和她说几句,她都会很开心。”杜燕说,和这些老人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和他们说话。他们会很热情地与来人交流,却都是自说自话,不在同一个频道。
更多的时候,十多位失智老人或站、或坐、或躺,三三两两分布在护士工作站的周围。墙上的电视播放什么,他们并不在意。护士工作站仿佛就是南京的新街口、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人气足、热闹。老人们只是贪图这里的“热闹”,在热闹处,也许更能体会到人间的烟火味。
他们看似无所事事,却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副满足的样子。
“哄骗”
“姐妹俩一直合计着送父亲到护理院,老人死活不同意,且对女儿戒备心越来越强。“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他把身份证、医保卡、银行存折全都藏起来了,我们根本找不到。”李大姐委屈地说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每五个老人中,就有一个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印建平很乖巧地跟着杜燕来了,李淑英在还算清醒的时候被女儿送来了,88岁的李根生(化名),前两天才被女儿“哄骗”过来。记者在接待室,见到了李根生两位疲惫不堪的女儿,她们刚刚把父亲的生活用品送过来,正在办理入院手续。
迫于可能的社会舆论压力,这里姑且称她们李大姐、李二姐。两位都已60多岁,身体都不好。前些年,李根生一直在姐妹两家轮着过,但姐妹俩发现,父亲越来越健忘,经常走丢。“每次走丢,我们都会急得发疯。被送回来时,父亲浑身泥水,大小便失禁,身上臭烘烘的。”李二姐着急地说,不管是110警察还是其他好心人,将父亲送回来的时候,都会埋怨她没把老人照顾好,邻居也会责怪她。
“父亲这种症状已经3年多了,除了经常走丢,还喜欢将各种垃圾往家里拿,家里经常垃圾成堆……我们有什么办法?外人只知道责怪我们……”李二姐说着说着,眼泪下来了。“我都快神经质了,只要电话一响,我就紧张,担心父亲又发生什么事……”
姐妹俩一直合计着送父亲到护理院,老人死活不同意,且对女儿戒备心越来越强。“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他把身份证、医保卡、银行存折全都藏起来了,我们根本找不到。”李大姐委屈地说。
姐妹俩一直在物色理想的护理院。前两天,她们陪李根生散步,老人突然说想去医院看病,她们才乘机将老人哄到市北护理院。“家里什么证件都找不到,没法办入院手续。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忙着给他补办医保卡。”李大姐说,办医保卡期间,护理院帮父亲洗澡、理发、剪指甲,照顾得好好的。“这些,在家里是根本做不好的。护理院替我们尽了孝心,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李二姐见记者认真聆听,犹豫了一下:“你别写我们名字好吗?这事情说出去很丢人的。我们对邻居和亲戚交代不过去。社会舆论会压死人的!”得知记者不会写她们的真名实姓时,李二姐长叹一声,“以后我们终于可以正常生活了。”说着,眼泪又下来了。
和杜燕一样,市北护理院办公室副主任周百里也是家庭原因而选择到这里工作的。他父亲同样患老年痴呆,曾经最长失踪过40小时,被发现时已经在一百公里之外的如东县。把父亲安排到护理院后,周百里踏实了,79岁的母亲也心安了。
“年迈的母亲在家根本照顾不了父亲,相反会把自己累坏。现在,双方都好多了。”他安慰有相同经历的李家姐妹:“你们要有个适应过程,尤其是第一个星期,你们千万别见老爷子。熬过七天,等他适应了,你们就真的解放了。”
把一些老人“哄骗”到护理院,就像子女为他们精心设计的一个“局”。是好是坏,一言难尽!
“愉色”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现实就是如此破败不堪,譬如尽孝,譬如养老
杜燕当天一直忙碌的,是接一位重症病人入院。“患者是糖尿病综合征、心脏肥大,已经无法躺着入睡……来这里,基本就是临终关怀了。”杜燕说,这些情况家属都清楚,但对这类老人,她必须亲自去接。
自2016年12月运营以来,护理院累计入住400多人次,前后已有52位老人离世。一旦发现哪位老人情况不妙,护理院都会提前通知家属,并把老人安排到一个固定的单间,避免给其他老人带来心理冲击。
“谁都会有那么一天,但谁都不愿意面对。”周百里说,只要有家属过来参观,护理院都尽量不安排去“失能区”,家属也害怕去。“我们通常会安排家属到‘失智区’参观,那里的老人很快乐。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娱自乐。”周百里半开玩笑似地说:“如果我年纪大了,我宁愿自己变傻,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无忧无虑。如果只能选择失能或失智,我宁愿失智。”
只是,等我们老了,我们还有选择的机会吗?
从采访情况看,绝大多数老人都不是自愿前来的,有被子女“哄骗”来的,有心疼子女无奈入住的,还有因失去自理能力而被“送”来的。周百里分析说,这些老人都生活在“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中,认为只有五保户、孤寡老人才会去养老院,有儿有女的老人去养老院,会被人笑话,子女也会被别人看不起。“我们这一辈人,慢慢开始接受养老院养老的理念,因为,子女实在忙不过来。”
周百里和记者都出生于提倡“只生一个好”的时代,身处典型的“倒金字塔”式的家庭结构——上面有4个甚至更多老人、中间是夫妻二人、下面是一个孩子,养老压力可想而知。尽管目前国家提倡生二胎,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却是不争事实。养老产业近年来迅速发展、养老政策不断完善,但离实际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市北护理院提倡“愉色而养”,这一理念,让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点憧憬。这一说法来自《江海晚报》总编辑宋捷6年前的一篇文章《孝敬父母该“愉色而养”》,文章倡导“千孝不如一顺”,尊重父母意愿,在感情上给予更多安慰。他对“愉色而养”的提炼,则来自《礼记·祭义》,“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宋捷说,他的妹妹是位医生,每天在门诊说得口干舌燥,回到家常常瘫坐在沙发上,和父母说话难免没精打采甚至还带点脸色。自己也因工作的缘故,疲惫不堪时和父母说话也比较生硬。“我经常叩问自己,才理解千孝不如一顺,于是写了那篇文章。”
可是,当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父亲病情日益加剧,并任性地不肯吃饭,而年迈的母亲坚持昼夜陪护,双亲日益憔悴,无数次和颜悦色循循善诱都没有功效时,宋捷有点动摇了,“我还要坚守我的愉色吗?为了老人的健康,是否可以适度给他们一点异样的脉冲?”
宋捷所言“异样的脉冲”,是指子女为了让年迈的父母生活得更好些,坚持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一味地“顺从”。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现实就是如此破败不堪,譬如尽孝,譬如养老。
尊严
“我们依然照顾不了他,他依然会走丢,亲人之间再度相互折磨。”周百里自我安慰道,“古人提倡‘易子而教’,其实,现在,可以提倡‘易子而养’。我们无法尽孝的时候,就找个机构,找一群人来替我们尽孝”
宋捷的纠结在周百里那里似乎找到了一个答案。
“父亲原来是个孤傲的人,不屑与一般人交往,患病在家后,只与自己下棋。现在适应了护理院的生活,性格开朗多了,开始主动找人下棋,还会去唱卡拉OK。”周百里轻松之余又有点失落。“刚来的时候,父亲也很想回家。现在,他已经忘了这回事,以为他就是这里的一分子。”
现如今,他的父亲在护理院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过往,在这里充当起“世界警察”来,到处管闲事维持秩序并自得其乐。医护人员只能对冲突方两面打圆场,“你素质高,别跟其他人计较。”而对其他老人说,“那人脾气古怪,你别理他。”
“我们必须狠得下这个心。如果心软把他接回家,只会陷入恶性循环,我们依然照顾不了他,他依然会走丢,亲人之间再度相互折磨。”周百里自我安慰道,“古人提倡‘易子而教’,其实,现在,可以提倡‘易子而养’。我们无法尽孝的时候,就找个机构,找一群人来替我们尽孝。”
尽管如此,周百里心里还是有一道坎,他在努力迈过去,但这道坎还在。“老人病了,送到医院治疗,时间再长,还是有回家的预期,子女都会被夸孝顺。但是,如果送到护理院,条件再好,子女同样可能被数落不孝。”周百里苦笑:“到底怎样才算孝?”
同样,李根生的两个女儿想方设法把父亲“哄”到护理院,让父亲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姐妹俩认为尽了孝心,但她们仍可能被亲戚或邻居认定“不孝”。张惠民和王遂泉选择到护理院,可能出于体谅晚辈的苦衷,与孝道无关。
自始至终,记者始终无法问出“你们希望怎样度过余生”这样的问题。搬进护理院,虽是不得已而为之,却又是最现实的选择。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中国,再憧憬子孙满堂享天伦之乐的余生,显然已经不切实际。
我们很难设想将来会如何老去。可是,总有那么一天,我们将老糊涂、老态龙钟。如果不愿拖累子女,只能求助护理院。诚如所见,在这里老人能够吃饱穿暖,有专业人士护理,让他们不至于悲惨离去……除此之外,现在的他们、未来的我们,还能奢求什么?
采访完张惠民,记者礼节性地说“打扰了,耽误您宝贵的时间。”没想到,老人脱口而出,“没事,我们的时间不宝贵。”无奈之中,还有平淡。
尽管行动自如的张惠民等人对护理院的生活未必如意,他还是安心的,能够日夜陪护老伴。杜燕的舅舅等失智老人,更是心无旁骛、无忧无虑。即便那些失能老人,依然有医护人员的专业呵护,生命之花依然在努力开放。
花样人生,常来比喻年轻人的,所指必然是含露欲滴的鲜花。生命之花则贯穿人生始终,人老,只是枯萎,尚未凋落。如果花开艳丽之时就害怕凋零,这花就开得心惊胆战而索然无味。开就尽情地开,何必问归程?等我们老了,就用余生来回味。只是这短暂又“不宝贵”的余生,该给后人、给子女,留下怎样的回味和宽慰呢?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养老事业已经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老龄化率高达29%的江苏省南通市,以入选全国第二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单位为契机,正加快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社会化、专业化发展,全面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综合服务能力。
虽然我国的养老事业面临诸多难题与挑战,整个社会一直在不懈努力中。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正在老去的我们,勾画一个相对美好的未来。（记者朱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