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三角”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引擎

　　荆楚网消息（记者施政）5月16日上午，由湖北经济学院、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支点》杂志社主办，主题为“共建中三角‘智造’新引擎”的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发展论坛在湖北经济学院开幕。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教授作报告。他在报告中称，中三角三个省形成了新的城市或者经济集群，就意味着中国代表性的崛起的力量，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引擎”。以下为蔡昉教授演讲文字实录摘要：

　　他把中国在高速增长时期的利用后发优势总结成三类。第一类是人口红利：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中国的人口比发达国家要年轻，因为在发达国家普遍进入老龄化的时候，我国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劳动年龄人口不断提高，劳动力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阶段，这个时候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实现比较高的储蓄力，就获得了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就是在人口转变上，因为比别人有差距，所以中国得到了这样的后发优势。

　　第二个后发优势是技术，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成就和一个重要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学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因为我们在技术上是落后的，这当然不是好事，但是不像它要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上去缓步的前进。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技术创新能实现多大的步伐，它的GDP就有多少的增长力，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在技术上和它有差距，但是我们学习技术、借鉴技术的成本要比创新技术低得多。我们通过借鉴和赶超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节约了成本，我们可以实现更快的增长率，我们不受技术创新的约束。

　　第三个后发优势是改革效应。从具体的制度上，经济制度安排、管理上，我们也有差距，或者说和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理想状态也是有差距的，因此你从低效率的过程，通过改革、改善管理，而不断靠近你的最佳模式的过程中，都可以给你带来改革效应，这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快的经济增长的条件。

　　同时他还在中国的后发优势基础上提出了中部的后发优势，第一是难以替代的世界工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仍然是会在世界市场占有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的巨大份额的，因此谁来生产？很自然应该在中西部地区。这样一来，中西部地区就需要有自己的后发优势，通过产业转移，也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实现赶超的目的。

　　第二是人口转变阶段略为靠后，如果沿海地区率先丧失掉了人口红利，中部地区仍然还有若干年的时间可以利用人口红利，我们有更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相对低的人口抚养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后发优势，这是中国过去30年赖以实现高速增长的后发优势。

　　第三是技术差距仍然巨大。虽然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技术差距仍很大，但是学习沿海地区的先进技术可以节省经济发展的成本。另外，中部地区人均研发费用支出比沿海地区低很多，我们增加的投资就可以迅速得到比较高的回报，因此这也是对我们的技术赶超有利的后发优势。

　　第四是东中西之间的产业转移。2004年是刘易斯转折点，也正好在2004年，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的比重，沿海地区在下降，中部地区在迅速的提高，这个趋势在最近几年可能还会加剧。

　　最后，蔡教授还提了一些政策建议：

　　第一，我们的经济增长要靠全要素生产率，靠人力资本，不能靠提高资本劳动比。不能简单的用资本机器替代劳动力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看日本的教训，我们知道日本在1990年之后人口红利消失了，消失之后意味着劳动力全面短缺，很自然的，企业和政府做的一件事就是提高资本劳动比，大规模的投入物质资本，用机器和设备替代劳动力，对企业来说也很正常，如果它负担得起。如果所有的企业这样做，政府也通过各种产业政策、产业规划、区域发展战略，大规模的在重化工业行业中投资，就会导致资本密集度大幅度的提高。目前看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资本密集程度已经超过了沿海地区，这和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不相符的，提高资本劳动比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有贡献的，但是贡献太大了就像日本一样，日本在1990年以后来自于提高劳动资本比的贡献率达到了94%。而相应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一个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来源，这是我们经济理论、经济历史证明了的，说经济增长可以长期几十年、几百年增长的唯一来源是全要素生产率，日本在1990年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是负15%，意味着它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对于发达国家说就每年经济增长率，这就是为什么90年以后日本就成为了停滞的经济体。

　　第二，人力资本的贡献。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特别是对于中部地区来说，作为全国劳动力供给地来说，它有一个巨大的挑战，农民工的工资在上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在趋同，高技能、高程度的人和低技能、低程度的人工资差距在缩小。从2001—2005年的历次调查发现，最后发现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得到的回报是在降低，意味着它不鼓励和支持你的孩子继续上学，我们随便问一个农村上学，他一般会说我孩子读不读高中，为什么要付出高中加上上大学的学费，加上上学的不确定性，大学的机会成本和毕业之后找工作的不确定性，甚至觉得工作和农民工的工资还是一样的，最后他们选择了不读书，那么不读书的结果就是未来中国的经济就没有可持续性。我们会进入新古典增长境界，在那个增长境界没有全要素的进步，连一个1%的增长率都不会有，这就是事实。

　　第三，继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的剩余力是年龄偏大的人群，产业转移到这来以后其实更有利于这些年龄偏大的人继续转移出来。更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1%，但是相当一部分，所谓的城镇人口其实还是农民工，是没有城市户口的，目前来看，全国非农业户口比重只有34%，也就是说我们的城镇化还没有发挥出它足够的功能，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半拉子的城镇化，因此它对劳动力的稳定供给和进一步调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是一个不利的制度因素。因此挖掘劳动力供给，挖掘劳动力红利，有赖于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最改革的是户籍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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