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消亡，不仅是唐代，更是中国历史中最大的草蛇灰线
真实的唐朝
文/徐瑾
发于2019.5.20总第899期《中国新闻周刊》
如果你问中国人，最喜欢古代哪个朝代，多数人都会说唐代。
这个答案，其实也不意外。说起唐代，总是给人盛世气象，现在世界各地的华人聚集地还是叫唐人街。不过，如果更深入地审视唐代，会发现不一样的局面。
大家谈论唐代，并不是整个唐代，多数谈的是初唐。唐代历史大概300年，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算起来中晚唐的历史其实比初唐更久，却少有人谈论。复旦历史学者仇鹿鸣的新书《长安与河北之间》，可以说是弥补了这段空白。除了运用传统史料，这本书还通过墓志与碑文等新材料，梳理出了中晚唐的政治文化变迁。
多数人对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的印象往往是模糊的“衰落”。然而，你仔细想想，发现没那么简单。一个朝代遭遇过都城被占领的大打击，怎么还可以复活，甚至存活的时间超过此前？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中很特别的一段。这个过程中，政治与文化的互动，耐人寻味之处很多。
安禄山打进潼关，唐玄宗秘密仓皇出逃，留下的多数人，包括唐朝亲贵以及我们熟悉的诗人王维等，都曾归附安禄山，所谓“为贼所污者半天下”。
仇鹿鸣敏锐地指出，唐代舆论对这些曾经投降的“贰臣”明显带有同情，官方处理也从严厉转向从轻发落。甚至，唐代还没“贰臣”之称，这是《明史》中才定型的观念。后代却强调“忠臣不事二主”，其中的关键，在于“忠”的义务变化。
在唐代，忠并不是无限责任，而是一种有限度的认识。因此，一旦“君父”和“家国”发生冲突，国家并不总是第一位的。甚至，有人以保全家族为由，不追随皇帝离开都城，大家也觉得这个理由可以接受。反过来，对一些壮烈殉城的忠臣义士，当时的舆论也并不是一边倒地颂扬。有的意见就认为，如果不是军事统帅，败了可以走(“师败将奔，去之可也”)。比如名将张巡困守睢阳，导致人相食。睢阳城固然保全了，但也遭来了“为什么不保全人”的非议。
仇鹿鸣指出，“忠”这一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但是显然，直到宋代，“忠”才上升为士大夫的绝对道德律令。反观唐代伦理，对于忠君思想的强调远远不如宋代。这种观念的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历史的深刻变迁，那就是，士大夫家族观念和门阀制度的消亡。
魏晋以来，门阀制度一直存在，这其实体现了儒家化国为家的智慧。乱世之中，王朝更迭，家族比王朝更持久，也更有组织力。
唐代的特殊性，其实就在于唐代是门阀政治与科举政治交替的时代。在唐代初年，山东士族颇以门第为傲。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崛起，二者有对立，也有合作。随着科举制度的普及，门阀和亲贵不再垄断政治，不得不和寒门弟子共同构成唐代官僚集团。在这样的权力斗争中，皇权因此得到加强。不过，数百年的门阀制度，并没有马上随科举消亡。真正让门阀大族肉体消亡的，不是安禄山这种汉化外族，而恰恰是黄巢这样的本族流民。
随着门阀的消亡，科举新人崛起。门阀时代“做家门”成为过去，大家习惯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于是，家族相对变得矮小，忠君思想开始上升，二者明显存在此消彼长。可以说，都是士大夫，但是人群和家世完全不同。门第，也失去了数百年的积淀和依傍。对于家族的责任，更多被对君主的忠诚所稀释。这是唐宋社会最大的变化之一。
门阀消亡，不仅是唐代，更是中国历史中最大的草蛇灰线。可惜当前没有太多更深入的论述。
“忠”的观念在长安尚且如此，在安禄山所在的河北就更是有限。安史之乱平定多年后，安禄山和史思明在当地还被当作“二圣”加以祭拜。更不用说，地方藩镇割据兴起，河朔三镇地位特殊，长期保持游离于中央之外的姿态。这段历史大家应该不陌生，侯孝贤电影《聂隐娘》的背景就有所涉及。
其中关键，其实在于唐代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可以说，长安与河北之间的政治对立，是中晚唐一个重要历史线索。最近的学术研究有不少强调藩镇的独立性，相比之下，仇鹿鸣更强调唐王朝对地方的控制。比如德政碑，这种巨大的纪念性石刻其实更带有政治景观的意义，其目的不仅仅是撰写德政，更是作为一种政治权威的象征物。例如何进滔德政碑高达12.55米，宽3.04米，厚1.04米，普通人根本看不清上面写了些什么，其意义就在于此。换言之，中央借德政碑来驾驭地方藩镇，而地方藩镇也借德政碑来获取合法性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长安与河北之间》与学者李碧妍的《危机与重构》，可以彼此参考印证。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17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