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改革红利本身是个动态概念,换言之,我们要有一套动态的调试机制,使制度建设跟上时代的节拍,体现出在处理发展问题上的预见性与精准度。
■ 本报评论员 熊志
湖北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提高政府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质量和水平。
正如李克强副总理所言,“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谈发展,离不开改革。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演进过程,也是改革红利逐步释放的过程。改革红利依托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发展的资源、要素得以整合,以更合理的结构重新配置,进而提升资源的产出能力,激活市场的运作效率。这是一种制度语境下的化学反应。
以这个视角回溯,湖北过去的发展成果,也可以说是制度创新下的改革红利。无论是“治庸问责”的拉开,“四减五制三集中”改革,还是“五个一体化”和“九个体制机制创新”的启动,都体现出积极的改革精神,都立足于理顺政府、市场、社会内部结构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形成有活力的架构。比如,“治庸问责”提高了行政效能,行政效能提高了,政府运作成本便能降下来,这是一种红利;比如,随着“四减五制三集中”的改革深入,许多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得以取消,政府职能减轻同时,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得到松绑,市场流通更顺畅,这也是一种红利……
这些红利是改革的结果,更是一种有地域特色的“湖北经验”。显然,湖北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将这种经验贯彻下去,在创新体制机制的过程中,形成高的改革灵敏度,对发展遇到的新瓶颈、新问题快速反馈,灵活应对。改革红利本身是个动态概念,换言之,我们要有一套动态的调试机制,使制度建设跟上时代的节拍,体现出在处理发展问题上的预见性与精准度。
至于具体如何进行,政府工作报告其实梳理得很清楚,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效能、优化发展环境、改进工作作风、推进反腐倡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分别对应着五个方向,依法行政、务实高效、优质服务、人民满意、清正廉洁,更抽象地讲,它们都涉及到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的定位,是市场运行的监管者和公共产品、服务的提供者,有效监管的前提是自身清正廉洁、依法行政;而政府生产公共产品和服务应该高效,生产出来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应该追求优质和令群众满意。在这种定位下,政府权力的边界、运行模式、目标都相当明确,政府、市场、社会能够各尽其责、各司其职,形成优化的组合,以更好释放改革的红利。
因此,我们谈改革红利,谈制度创新,要首先解答政府给自身的定位是什么的命题。政府定位涉及到政府对自身与市场与社会位置关系的判断,三者之间不可能有准确界限,政府理想的位置只能在改革中不断摸索,依照新形势不断调试。这个过程无法一劳永逸,需要不断付出与投入,但与此对应,改革红利也能不断激活释放,通过体制机制转化为各领域的发展成果。
改革一旦突破了原有桎梏,就会迎来新的天地——这是改革开放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对此,“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需要重申。我们也期待,湖北的发展能够巩固改革成果,在政府职能转型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建立与自身定位相衔接的发展机制,为改革红利的释放打通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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