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记者 胡汉昌 刘长松 周芳 赵峰 通讯员 王俐伶 宋从峰

4月3日至5日，监利县周老嘴镇揭家村5组农民阳月姣，放下紧张的农活，到县城陪伴一位远道而来的老人。

5月4日，监利县信访局长冉军垓拟好了一份息访协议，一名上访20多年的老信访户，接受了调解方案。

5月5日，台湾崧崴电子公司董事长吕威霖与监利县政府敲定，投资3亿元，建设电子壁炉生产基地。

初夏的监利，麦子黄了，秧苗壮了，工业园区人来车往，人们在静静的岁月中忙碌着。

不知不觉，距“东方之星”翻沉事件就一周年了。

阳月姣陪伴的，正是船上幸运获救的朱红美老人。

“小城大爱”，勃发源源不断生产力

如果不是“东船事件”，吕威霖可能不会再来监利。

他是土生土长台湾人，公司主打产品电子壁炉在北美市场占有率居第二位。十多年前，吕威霖进军大陆市场，选址东南某市，不料项目被繁复的手续“拖死”，损失惨重。2014年，吕威霖为监利招商部门诚意所感，到监利参观考察，草拟了投资协议，但迟迟没有签字。

“电话打了多次，邀请他正式签约，他总以工作忙等理由要求后延。”监利县招商局局长何彬说，可能是吕威霖此前受到的伤害太大，一时难以再下决心。

2015年6月1日夜，“东方之星”客轮在长江监利段大马洲水域翻沉，442名同胞遇难。灾难空前，举世震惊。

160万监利人民众志成城，全力救援和善后。“小城大爱”，感动中国，温暖世界。

台湾一位八旬老人，在电视中看到了监利发生的一切。老人是吕威霖的母亲，她对儿子说，“这个地方，我陪你去看看。”

2015年6月17日，距“东船事件”仅半个月，吕威霖带着母亲和儿子，悄悄来到监利。他们走访社区百姓，观看工业园区，用心感受这座刚刚经历了重创的荆楚小城。

在回台湾的飞机上，母亲对儿子说：“这个地方，你可以去。”

3月30日，深圳顺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范仕仁主持了一场董事会，7名股东一致同意，把公司总部从深圳搬到监利。

2015年6月1日前后，正在监利指挥建厂的范仕仁亲身经历了“东船事件”全过程。感动于监利百姓的无私大爱，他腾出了十几套贵宾客房和儿子的卧室，腾出了两层员工宿舍，给遇难者家属和善后人员入住，最高峰时近百人住在他的厂区。

吕威霖一家三代到访监利时，范仕仁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

2015年初，广东东莞元和家具有限公司会议室，中层干部陈女士“理直气壮”地跟老板发了飙。

一个月前，元和公司和监利达成投资意向。老家在监利县朱河镇的陈女士得知后，向老板历数起家乡的种种不是，投出了坚定的反对票。面对陈女士“舍得一身剐，也要把项目拉下马”的气势，老板有些气短，“既然这样，那就再考虑考虑吧。”“东船事件”让人们摘掉了有色眼镜，今年3月，元和公司与监利县政府再续前缘，投资1亿元建设生产基地。离家多年的陈女士回到家乡，感慨万千。

“东船事件”一年来，上海市静安区与监利县结为友好县区，上海市鼓励企业家到监利投资发展；江苏省政府主动发出邀请，监利县所有副科级以上干部，将分批分期前往“全国第一县”江苏昆山现场学习；浙江省多地多部门主动与监利县对接产业转移，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

据统计，2015年全年和2016年第一季度，监利共签约工业项目92个，协议引资256亿元，实际到位资金166亿元，项目数量和质量均创历史最好成绩。

县委书记黄镇说：“监利是农业大县，粮多钱少，以前主要经济指标，都排荆州市倒数第二。2015年，我们跃居到了中游。‘十三五’期间，我们的目标是工业倍增，农业转型，跻身全市前三甲。”

“‘小城大爱’彻底改变了监利的形象，是我们全新的名片。我以前每年要出差半年多，到全国各地招商。今年前5个月，总共才出差20多天，全国各地企业家找上门来洽谈投资办厂。”身处招商一线的何彬，体会深切。

“小城大爱”，凿开互助互信汩汩清泉

“让我挽起你的手，搂紧你肩头。共克时艰，感同身受。爱心和大江一起奔涌，爱心和日月同耀九州……”

4月3日中午，长江监利段大马洲水域岸边，100多位监利市民与“东方之星”遇难者亲属一起低吟浅诵，缅怀逝者。

朱红美老人泣不成声，久久不能平静。“从我内心感受而言，我不想再回到这里。可是我又想来，看看我的干女儿，看看这里的一草一木，看看这里的老乡们。是你们的关爱，让我鼓起勇气，踏上了行程。”

3天时间里，阳月姣和十多位监利一米爱心社的社员一起，全程接待陪护朱红美老人一行。

临别之时，老人的儿子曹峰动情地说：“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会常回家看看的。”

监利县委文明办介绍，“东船事件”后，参加公益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全县已有11个公益爱心机构。老师、医生、农民、公务员……各行各业的人都参加进来。

曾经“告状”出名，“负面新闻”缠身。“小城大爱”，让监利前耻尽雪。人们也不无担忧，那一股大爱，会不会是瞬间爆发，有如昙花？

冉军垓当了4年信访局长，对“告状”一事最是熟悉。他向我们介绍，2014年监利进京非正常上访26人次，2015年12人次，今年至今还没有。百姓上访越来越理性，今年没有一起堵门堵路的，没有一起拉横幅的。

“经济发展了，过去的一些难题，现在可以解决了，大环境改善了。‘东船事件’太过震撼，确实也激发了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珍惜，召唤了平和理性。”

县财政局原芦苇站工作人员朱某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上访。去年以来，他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养老保险的诉求。今年4月，容城镇政府、县财政局、县人社局等单位多方协调，确定财政统筹为其补缴36648元，个人承担45756元，还帮他解决了公租房问题。老朱说：“政府为我考虑周全，我也要讲道理。踏踏实实找份事，安度晚年。”

“东船事件”黄丝带发起者杨用富回忆起一年前的情景，仍是感慨万千，“小小监利，短短时间，3160辆私家车加入黄丝带行动。百姓是多么淳朴，多么善良啊。‘东船事件’只是一个引爆点，沉淀于心的善与爱，像一眼清泉，一旦开凿出来，便不竭流淌。”

3月13日，由于工程队使用电焊不慎，顺昌公司几百平方米的仓库着火，近百名工人哭着喊着要冲进火场抢救货物，被范仕仁坚决拦住。工人们说，“老板不容易，能救一点是一点。”范仕仁说：“钱没了可再赚，人可不能出一点事。”这场火灾，顺昌公司损失500万元。

监利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柳强，去年在殡仪馆亲手送别几百名遇难者，“以前吧，人们火气都蛮大，一言不合，打架斗殴，致伤致死。经历了‘东船事件’，感觉人与人之间互信增加了，心靠近了，矛盾化解容易些了。”

“小城大爱”，助推担当精神的成长

“黄书记，咱们的‘消超’工作有了新情况。”

5月3日上午，还没等监利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高扬把话说完，黄镇面露愠色：“直接说，哪个单位，这是从中央到省到市布置下来的任务，坚决完成，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高扬赶紧接过话茬：“您误会了。不是有单位没完成，而是消多了，‘消超’变成了‘超消’。”说罢，把一份《“消超”与“超消”的转变——监利县超职数配备干部整改消化工作报告》递到黄镇手中。

《报告》显示，今年3月，按照中央和省市要求，监利县仅用1个半月，有序调整干部272人，其中免去领导职务65人、改任非领导职务49人、免去非领导职务158人，提前4个月超额完成任务，将“消超”变成了“超消”。

类似“消超”这样的干部制度改革，在监利的历史上并非首次，每次闹得满城风雨。

高扬回忆，最近两次干部体制改革分别是在2002年和2009年，结果扯皮上访直至群体事件，搞得县委县政府乱成一锅粥，无法正常办公，“2009年那次，县委办公楼被上访人员围了几天，一位县领导还被打得头破血流。”

这一次呢？高扬笑了：“其实我们做了预案，先提倡自觉主动退出，再公开竞聘，最后一招才是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结果出人所料，整个“消超”过程，没有扯皮拉筋，全县上下相关人员形成了主动退出的良好氛围。

在监利县政务服务电子信息办公室，40岁的张翼强从副主任变成了普通工作人员。以前，这里配备一正两副，按照“消超”的要求，需要减少一位副主任。

张翼强选择了主动退出，摘下“帽子”的一刻，他还特意找到另外一名副主任：“我比你年轻，今后还有机会。只是以后你的责任更大了，工作压力更大了。”

曾经的官场，可不是这样。一碗早酒，一个午觉，一场夜牌……四任县委书记在此断送前程。

4年前的一记铁腕，成为刹歪风立规矩的标志性事件。

2012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是荒湖农场一名干部的生日。还没有下班，5个分场的党政一把手等一行11人，全部脱岗到县城打牌喝酒庆生，被纪委工作人员逮个正着。正月初十，监利召开三级干部大会，通报11名干部免职决定，全县震动。

严字当头，持续用力。到了2015年4月，又出台“八个一律”的铁规。公款旅游、滥发钱物、婚丧敛财、带彩娱乐、收受礼金、中午饮酒、同城吃请、违规走读，对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一律先免（停）职再调查处理。

风清了，气正了，战斗力提振起来了。“东船事件”发生于6月1日21时28分。6月2日凌晨1时，公安、交通、卫生、应急办等单位的一把手齐聚江边。凌晨3时，监利县委县政府发出通知，6时召开全县紧急会议。会议准时开始，120多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无一迟到，无一缺席。“灾难当前，往前冲，是担当。名利面前，往后退，也是担当。谁能不说这是一股清新的正能量呢？‘小城大爱’是监利干部群众共同谱写的，是监利人民的一次精神历练，得到了共同珍视，上升为价值追求。”省社科院研究员刘玉堂如是评价。“东方之星”远去了，它留给我们的怀念，与“小城大爱”的真情深深地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