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嘉宾
康晓强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主要从事群团组织、社会组织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了《现代国家治理视域下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的关系建构》《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群团组织转型研究》等多部专著，发表了《论习近平的群团观》《更好发挥群团组织作用》等重要理论文章，受到理论界广泛关注。
提要
当年党带领人民闹革命、打天下，群团组织不可或缺；现在，党带领人民搞改革、求发展，群团组织依然不可或缺。
——2015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指出
促进党政机构同群团组织功能有机衔接，支持和鼓励群团组织承担适合其承担的公共职能，增强群团组织团结教育、维护权益、服务群众功能，更好发挥群团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2018年2月28日，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指出
群团组织的独特优势决定其“依然不可或缺”
记者：2015年，党中央召开群团工作会议，对党的群团工作和群团改革作出全面部署，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如今，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人觉得，群团工作的空间变小了，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如何正确认识群团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康晓强：现在群团组织“依然不可或缺”，从根本意义上说，这是由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独特优势所决定的。
沟通平台优势。列宁曾把党领导的工会等群众组织形象地比作无产阶级政权体系的“传动装置”和“杠杆”，功能是把党和劳动群众联系起来。群团组织在其功能定位上被确定、确认为是联系党与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种特殊的功能定位使其具有独特的组织优势和社会资源，在党与群众之间、特定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协商、协调、平衡。
组织结构优势。目前，我国群众团体中的八大人民团体就有800余万个基层组织，是一般社会组织数量的10余倍。大部分群团组织建构了从中央到省、市、县、乡、村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遍布城乡的层级化组织网络结构，在反映群众利益诉求、化解社会矛盾、优化社会服务、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有独特优势。
贴近基层群众优势。群团组织植根基层社会、贴近普通群众，既是党和政府沟通社会、整合社会、联结社会、凝聚社会、嵌入社会的有效载体，也是特定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场域”。实践表明，群团组织由于贴近基层群众，在反映群众诉求、整合群众利益、协调社会纠纷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积极效应。
离开了群众性，群团组织就容易走向官僚化、空壳化
记者：有群众反映，一些群团组织习惯在机关里做工作，在文山会海中搞“服务”，不同程度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现象，这反映出怎样的问题？
康晓强：群团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实质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说过：“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
群众性是群团组织的根本特点。离开了群众性，群团组织就容易走向官僚化、空壳化。密切联系群众是群团组织建设的永恒主题，这要求党的群团组织必须建立健全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始终做到眼睛向下、面向基层。如果群团组织的工作方式和行事作风不是做群众之友，而是做官，就难以走进群众心里，难以产生影响力和号召力，其群众性也会大大削弱。
群团组织要注意所联系群众的广泛性和代表性。群团组织是群众组织，如果“高大上”的人员比例过高，群众就会有距离感、隔膜感，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水不积也不厚，则负大舟也无力”。因此，群团组织要力戒“重精英轻草根”的倾向，多把普通群众中的优秀人物纳入组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把形成“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作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目标之一。
群团领导机关要改革和改进机关机构设置、管理模式、运行机制，不要叠床架屋，应更好适应基层和群众需要。多年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呈现上宽下窄、“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型组织结构，这不仅导致基层工作力量非常孱弱，而且使行政运行效率降低、回应性不及时。实践表明，这种组织结构体系已成为群团组织开展工作的巨大掣肘，是导致其“行政化”“机关化”的重要症结所在。因此，全总以及上海、重庆等地群团改革试点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推动其领导机关“扁平化”进行“破题”。比如，全总把精简下来的1/4机关和事业单位编制充实到任务重、资源少、力量弱的县级工会。
脱离了政治性，群团组织将会失去“主心骨”
记者：有人觉得，群团工作主要是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为何把政治性放在群团工作的首要位置？
康晓强：政治性是群团组织的灵魂，是第一位的。保持和增强党的群团工作的政治性，必须把正方向、引对道路，绝不能犯方向性的错误。
政治性是群团组织区别于一般社会组织的独特之处。首先，大部分群团组织的孕育、发育和成长、成熟与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紧密的现实关联，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党的“外围组织”。比如，通过系统考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的关系史可以发现：党是团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在民主革命时期，党与团是生死与共、并肩奋斗的命运共同体；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团是党忠实的助手和可靠的后备军，是党有效执政的牢固社会支柱。因此，群团组织的政治地位既是历史形成的，也是一种现实政治制度安排。其次，脱离了政治性，群团组织就容易产生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将会失去“主心骨”、迷失前行方向，甚至会走向邪路。
需要指出的是，坚持党对群团组织的领导，不是说群团组织自己什么也不要干了。如果群团组织只喊口号而不做有声有色的工作，没有通过自身努力把党的意志和主张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那也不能说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因为没有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各级党委也应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切实加强和改进对群团工作的领导，鼓励和引导群团组织充分发挥作用，为群团组织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提供支撑保障，不要视群团组织的活跃为“麻烦”。
做到“顶天立地”，形成“众星拱月”
记者：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促进党政机构同群团组织功能有机衔接，支持和鼓励群团组织承担适合其承担的公共职能，增强群团组织团结教育、维护权益、服务群众功能，更好发挥群团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群团组织改革为什么要朝这个方向改？
康晓强：群团组织改革的这个方向，实质在于回归其组织的基本职能定位。
亨廷顿曾指出：“衡量高度发达的组织的真正尺度是其职能的适应性而非职能的特定性。”随着形势发展和社会变化，群团组织职能必须与时俱进，适时、适度开发新的职能。群团组织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创造性开展工作、服务群众，切不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而没有体现自身的独特特点和优势。
然而，无论职能如何拓展，群团组织的基本定位要守住不放，不要“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比如，有的群团组织自己去搞招商引资、办企业、搞创收，这明显与其基本职能定位南辕北辙。群团组织最基本的职能定位就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意味着其既要对下负责，又要对上负责。作为“桥梁”，最基本要求是要打通两个端口，如果只有一个端口畅通，另一个端口不畅通，这个“桥梁”充其量只是“半成品”或是“装饰品”，很容易坍塌。作为“纽带”，如果不系或系而不紧，这个纽带的价值就失去作用或大打折扣。因此，作为“桥梁”和“纽带”的群团组织具有双重性，既要围绕党和国家大局搞好“公转”，也要聚焦服务群众搞好“自转”，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也不能畸轻畸重，最终要做到“顶天立地”，形成“众星拱月”的发展结构。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艾丹）
（作者： 编辑：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