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高院院长：叔侄冤案责任人已按党纪政纪问责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高院院长齐奇接受记者采访。新京报记者 陈杰 摄

　　中央政法委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学习宣传检察官张飚的先进事迹，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张飚，是张高平叔侄错案得以纠正的关键一环。现在，张高平案进展如何？错案责任人有没有受到追究？近日，新京报记者专访了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

　　责任人都在组织内部问责

　　新京报：去年，浙江有两个冤错案件引人关注。一个是“张氏叔侄强奸案”，一个是“萧山5青年劫杀案”，能不能介绍一下案件的最新进展？

　　齐奇：目前，这两起冤错案件都已经得到纠正，国家赔偿也全部到位了。

　　浙江高院启动国家赔偿工作，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侵犯人身自由权赔偿金65.5万元，并对每人赔偿4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两人共计221万元国家赔偿金。萧山5青年劫杀案于去年7月2日再审改判后，到12月11日，国家赔偿案也圆满结束了，所有赔偿请求人均放弃了可以向最高法院申请赔偿的权利。

　　新京报：案子改判后，很多人还在关心，当时办错案子的人有没有被追究责任？

　　齐奇：对造成错案人的问责是必要的，但也要区分程度、情节。故意冤枉人和仅仅是判断错误、破案心切，还不一样。在这两个案件中，没有发现是故意制造冤案，都是在组织内部，按照党纪政纪来问责。

　　以后依法纠错会顺利很多

　　新京报：今后除了这两个案子，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冤错案子提出来？

　　齐奇：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我相信一旦发现，还是会依法纠正。但是我也是指以前早期的案子，还不能完全排除。现在进行时的公诉案件，在浙江一件也没有发现。现在公检法各个部门的共识比过去要好得多了，依法纠错也不会像过去那样阻力重重，相信以后会顺利多了。

　　新京报：纠正这两个案子为什么困难？难在哪些环节上？

　　齐奇：主要还是涉及原来办案人员的责任，这方面思想顾虑比较大，其他环节上倒没有那么多障碍。这两个案件中，对纠正冤错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证据，也是靠公安的那些法医和技侦部门的人员发现了DNA或血指纹比对的新证据，勇于顶住系统内部的压力，报给领导，很不容易。省公检法的领导也比较主动，既然错了，就要纠正。

　　“不能看无辜的人受冤屈”

　　新京报：在改判的时候，你们有压力吗？

　　齐奇：是有压力的，主要是当时办案相关的一些同志精神压力比较大，因为这些案件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都是命案。

　　新京报：你当时是怎么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去认识这件事情的？

　　齐奇：我就是讲这个话：要有这个勇气，宁可自己受处分，也不能忍看没有干过坏事、无辜的人受冤屈，否则我们的法律良知何在？将心比心，这也是对法律、对事实的一种忠诚。依法纠错是法律的规定，你再有顾虑也挡不住。我们也不是一定要等到达成共识才来动手平反冤错问题，而是你听也得执行，不听也得执行。

　　新京报：从发现线索到最终改判，大概历时多长时间？

　　齐奇：大概半年多时间。当时媒体记者都很急，我对大家说不要急。要定一个命案，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就能了结的，要翻一个案子，也需要给我们一定的时间。

　　“曾以为赞成票会减少”

　　新京报：纠错给法院带来损失了吗？

　　齐奇：原来我们也估计发生了这样一些错案，可能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任，浙江省两会对法院工作报告投票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些影响，我们也有思想准备。结果今年法院报告的赞成率还比去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历年来首次超过90%。说明人大代表们非常支持我们依法纠错，对我们很鼓励。

　　新京报：你在省人大会议作报告的时候也预期票数可能会减少？

　　齐奇：对，有思想准备也正常。

　　新京报：赞成票增长5%，出乎你预料吗？

　　齐奇：看到投票结果，是有点出乎意料，但也能理解。我在作报告的时候被掌声打断了，只能停下来，这是浙江省两会历史上多年来没有过的。原来一般是在报告中说“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的时候，代表们才鼓掌。

　　新京报：是在讲纠正错案的时候被打断的吗？

　　齐奇：当时我说到，今后一定要忠于法律、忠于事实。

　　司法公开可以减少“猫儿腻”

　　新京报：去年，司法公开是个社会关注的热点，有个说法是“用公开倒逼公正”，你怎么理解这个“倒逼”？

　　齐奇：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表现在法院审判方面，主要是开庭，你有道理讲在法庭上，你有证据摆在法庭上，然后法院采纳你的证据，或不采纳你的证据，然后要么调解，要么判输赢。

　　对原被告而言，为什么采纳他的、不采信你的，理由也要公开。这样的话，还能有多少“猫儿腻”？当然，可能还有法官做“顺水人情”，本来你就应该胜诉的，他给人家描述成我帮你多少忙，以权谋私让你花了一笔冤枉钱，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讲的是案子要公开，公开以后搞腐败的空间就很小了。

　　新京报：有些时候，只看判决书看不出案件存在问题，因为看不出推理过程。

　　齐奇：对，这就是公开程度不够，说理不到位，有所取舍，裁判文书里没有客观反映采信证据和裁判理由、依据的，形式上裁判文书是公开了，但是内容上还没有达到最大限度的公开。但是公开就比不公开好，有形式还是比没有这个形式好，内容可以逐步完善起来。

　　新京报：公开到什么程度，就算是达到了理想状态？

　　齐奇：我们浙江法院设定了6大类、30几个子项目，包括立案、开庭、宣判、裁判文书，到执行和其他审务，都需要公开。当然，也有一些依法不公开、涉及秘密事项的，这个也是有规定的。

　　浙江省百个法院，高院排名75位

　　新京报：这种公开程度，谁来评价？

　　齐奇：我们请独立第三方机构，中国社科院来查我们的审判公开程度。我们有一个阳光司法指数，30多个指标都可以量化，全省的法院可以比一比。事先都不打招呼的，也不做部署，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他们会随机打法院的电话，上法院的网，随机查询，甚至跑到法院查前台后台、查案卷。确实查出很多我们做得没到位的地方。

　　新京报：省高院也要参加评比？排名怎样？

　　齐奇：是的。高院推行公开比较累，因为机关大人多，比他们一个基层法院多几倍，不过没关系。全省100多个法院一起评估排名，最后中国社科院按总分平衡下来，省高院排在75位。记得有几个项目，比如裁判文书，省高院居然在全省100多个法院里排名末位，这个想都没想到。我原来想，省高院肯定比较好。现在看来，“灯下黑”的事情还是有。

　　新京报：这个结果公开了吗？你会不会不好意思？

　　齐奇：公布了。开始社科院都不大好意思，说把高院拿掉吧，免得太难堪，就评全省的中院和基层法院。我说不行，连同省高院全部进去，这就是一个倒逼。

　　但是我也有自信，中国社科院还有一套评估全国各省市高级法院的公开度。我们排在全国第三位，你看全国的第三位，在全省里却只能排到第75位，说明浙江省法院司法公开的情况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我其实也是有自信的。这个排名公布了以后，社会各界对浙江法院还是很肯定的，浙江高院敢于这样做，不避丑，就说明它能改好。

　　新京报：那明年能不能争取再往前走一走？

　　齐奇：我们签好了委托合同，明年中国社科院还要来，再来挑毛病，抓出来问题我们再改进。我们完全有信心把排名往前走一走，不过基层法院也很卖力，也在往前面攻。

　　要有这个勇气，宁可自己受处分，也不能忍看没有干过坏事、无辜的人受冤屈，否则我们的法律良知何在？将心比心，这也是对法律、对事实的一种忠诚。

　　——浙江高院院长齐奇

　　本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宋识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