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司法改革“上海方案” 还需大量细致配套措施

　　制图：李姿阅

　　采访人：本报记者 郝 洪

　　解读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讲席教授 季卫东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陶鑫良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下，7月12日，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司法改革“上海方案”对外公开，备受各界瞩目。“上海方案”有哪些亮点，将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记者邀请专家，就此话题进行了探讨。

　　改革从人员分类破题，激活一池静水

　　记者： “上海方案”对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提出具体操作方案，首提“员额制”，改革为何选择从人员分类破题？

　　陶鑫良：任何一项改革，人是最关键的因素。过去，法官、检察官和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混编，混合管理，现在，将这三类人区分开来，进一步凸显法官、检察官的作用。制度设计明确无误地传递出一个信号——突出法官、检察官的主体地位。

　　季卫东：在我看来，上海司法改革方案的最大亮点在于法官、检察官的“员额制”。只有当法官、检察官的人数减少到现有规模的1/3时，专业化、精英化之类的改革举措才能落实，对办案责任的追究才不至于无的放矢，司法人员必要而充分的身份保障和待遇才能提高。正是这个“员额制”，激活了司法机构的一池静水。

　　设立遴选、惩戒委员会，用制度促进司法质量提升

　　记者：上海司法改革设立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这是选人用人制度上的一大突破。对此如何分析？

　　陶鑫良：法官经验需要积累，其能力提高在于实践。法官、检察官遴选制度改变了过去“从校门到衙门”的路径，考虑上级法院的法官从基层法官遴选，并考虑向律师及其他法律事务工作者敞开大门，开门纳贤。

　　季卫东：要尽量提高准入门槛，对法官和检察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设定更加严格的标准，同时在退出机制上要慎重行事。

　　此外，从我国职业法律家群体构成的角度来看，法官人数偏多、律师人数偏少特征显著。在加强司法责任，而法官、检察官的待遇没有大幅度改善的背景下，会有相当数量的法官和检察官倾向于离职从事法律服务业，律师们却未必有强烈的动机参选法官、检察官。吸引律师以及其他法律工作者通过考试和遴选程序担任法官、检察官，对于提高司法质量和公正度是有益的，必须考虑通过怎样的制度设计调整或改变人员流动的方向。

　　“橄榄形”队伍凸显法官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

　　记者：法官和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在司法队伍中的比例分别为33%、52%、15%，有85%的司法人力资源直接投入办案工作。您如何看待这个队伍比例？

　　陶鑫良：这个比例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确保合理的司法人力资源投入办案，体现法官、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尤其行政管理人员比例的压缩，体现去行政化的强烈改革信号。我国案件量大，法官、检察官占33%的比例考虑到基本国情，从长远来看，这个比例当审时度势，适当调整。

　　季卫东：具体比例设计涉及职业法律家群体(主要由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构成)的整体规模和内部构成，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推敲，很难匆忙下结论。目前，法官的规模和分类比例是在尽量尊重现状的前提下算定的，略显宽松，审判辅助人员规模偏大。如何合理运用这些人力资源，形成有效率的司法机制，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完善司法责任制，还需大量细致配套措施

　　记者：如何评价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

　　陶鑫良：“上海方案”主要采取以下三项去行政化的主要举措：其一，削减庭长和院长的行政性权力，加大专业活动的权重，让审判能力较强的庭长和院长直接进入办案第一线。其二，重新定位审判委员会，矫正“多头处理一案”、“集体会议审判”之类的流弊。其三，重新定位上下级法院的关系，矫正超越审级制度的监督机制，明确审判权之间的相克性。

　　季卫东：在去行政化改革之际，为了确保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相辅相成，防止司法腐败乘机作祟，还需要推出若干配套举措。例如建立符合专业特点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和身份保障制度，使法官、检察官等法律专业系列与行政机关公务员系列渐次分离；通过审判和检察工作的透明化、判决理由和案例的公开、执行情况的公开以及制度化司法参与等方式杜绝渎职枉法现象；改进司法职权的配置，健全分工、制衡以及整合的机制；加强司法责任制，等等。

　　去地方化改革需要重构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协调机制

　　记者：在去地方化问题上，“上海方案”也有制度突破，“省级统管”的未来走向如何？

　　季卫东：上海司法改革方案正式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对人财物进行统一管理，并让司法管辖与行政管辖适当分离，目的是通过司法体制逐步去地方化的举措，确保实施规范的统一性，建立起“法律共同体”。这样的改革是完全必要的。

　　但去地方化改革在具体实施之际，还面临另外一个重大课题，这就是如何合理、有效地重构最高人民法院与各地方高级法院之间，以及高级法院与中级法院、基层法院之间的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