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辞职法官的遗憾

　　身着法袍的张伟

　　在16年的基层法官生涯中，张伟多次收到当事人送来的锦旗，这令他感到欣慰

　　张伟是棒球爱好者

　　一封300多字的辞职信、三张制式统一的表格，终结了基层法官张伟16年的职业追求。

　　微博上晒出的工资条，曾引来上千网友围观：实发5555.8元。在北京，这个收入，几乎宣告购房、买车的事儿将与你无关。但张伟反复强调，真不是钱的事儿，“加薪能保证法官不挨骂吗？能保证不加班吗？能保证岗位轮换按意愿发展吗？能不用做维稳化解信访回复吗？”

　　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的核心内容，法官的状况有望改观。在法官流失加剧的大环境下，系统内尤其是基层的司法人员，对司法改革寄予了更为迫切的期待。但39岁的张伟，两个孩子的父亲，等不及了：“我没有另一个青春洋溢的十年用来试水。”

　　在他做决定前后，该法院又有两名年轻法官选择离开。

　　微博记录了

　　张伟最后的法官生涯

　　敲碎的法槌

　　“爸爸，你作案时为什么总拿一把锤子呀？”7岁小儿子的雷人提问，曾被张伟发到微博上当段子。当上父亲后，职业构想中糅进了更多的家庭元素，他希望，有一天，儿子可以自豪地跟别人说“我爸爸是法官”。

　　这个构想最近被迫中断。今年5月22日，张伟向所在法院政治处递交了辞职申请，短短的300多字，甚至没铺满一页A4纸。在文末，他用节制的语言总结：“努力工作快乐生活是我的宗旨，但是现在的工作与我的追求相矛盾，所以不得不痛下决心离开。”

　　落在纸面上的文字，无法纾解现实中的苦闷与失落。他几次强调：“我是主动辞职，但是被迫失去这些东西。”说着，用力吸了一大口冰饮，垂下眼睑，盯着在杯中上下浮动的吸管。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高院院长慕平透露，近5年，已有500多人离开法院，北京的“法官流失”现象严重，流失法官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骨干比例增加，流失速度加剧。而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人更早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透露，5%的法官干不到退休年龄即离开法官队伍。

　　在法官出走的分析中，工作压力大、待遇相对低、晋升空间小、职业荣誉感下降等是主因。几十字，足以将困境分析到位，但只有个体，更能体味其间的分量。起码，这是16年前的张伟无法想象的一种抉择。那会儿，刚进郊区法院的小书记员，暗自崇拜着大法官，憧憬有朝一日能扬起庄严的法槌，就自己审理的案件作出负责任的裁判。

　　1998年的法院，这名23岁的新人看到的，是“跟现在绝对不一样”的图景。法院工作清闲：案件少、审理周期漫长。跟当事人吃吃喝喝的风气，彼时正侵蚀着系统。民众的吐槽精炼而形象——“大檐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

　　彼时，人民法院即将实施第一个司法改革5年纲要，启动一轮路径明朗的司法改革。“那段时间也是我最坚定要考法官的日子。”回顾过往时光，讲述者消沉的声音活泼了起来。

　　媒体评价中，将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作为这一轮司法改革中最重要的突破，但对张伟的职业之路而言，推行法袍、法槌，司法礼仪，倡导法官职业道德等，更令他印象深刻——法官庄严、专业的职业形象由此塑造完成。

　　有一道练习题，张伟至今仍记得大概：“如果中午头疼，已经不适于继续工作，但下午还有庭审，最正确的选择是什么？”最后一个选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能开庭，回家休息。

　　不少答题人对此设计表示不适，习惯性选择“克服困难，继续审案”。但正确答案恰是最后一项。出题人的理由是，法官要以最好的精力与智慧投入工作，如果不能保证则不能勉强工作。

　　年轻人感受到法官这一职业前所未有的荣光。“我好像挺笨的，每次都差两三分。”2001年起，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中国从此告别以政治合格为主的法官任用标准。张伟前后尝试了七八年。其间，有同学放弃，转而进入行政机关，此后一路升迁。他还在坚持啃一摞摞的法条，“就想当法官”。

　　2008年，法槌已近在手边。这位民事庭法官审案越来越顺手。可他发现，司法环境却在改变。如同在玩一局漫长的俄罗斯方块游戏，张伟拼命移动、消减，力图守住自己的空间，但未消掉的名为“麻烦”的方块，仍越积越高。

　　2011年冬天，一个大麻烦来了。因立案申请不符合程序被拒后，一名78岁的老者天天跑到法院来骂娘。

　　“就在法院大门口，骂了我一个多月。”再提及此事，张伟如同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不怒反笑。当时，他站在办公室窗口，顺着窗台望下去，罩在当事人头顶的黄草帽在冬日显得格外不搭调，当然，这丝毫不影响老者宣泄怒意。时间久了，他甚至研究出老者出没的规律：一天两次，早上当事人较多时骂一回，下午再来一趟。

　　“关键是没人给你解决。”2011年冬天的寒意，是从心底开始涌上来的。张伟说，他理解单位的做法，毕竟对方年龄大了，院方没办法采取强制手段，而领导也不愿招惹麻烦。

　　老者的不懈辱骂，导致其他当事人的不信任：你要没问题，别人能骂你吗？他无奈摇头：“我没法解释。”

　　多名基层法官反映，曾有类似遭遇，且这种情况有泛滥的趋势。对法官的不尊重，甚至直接体现在上诉状中。有当事人直接写“一审的混蛋法官”，截图在法官圈里流传，一片哗然。而张伟曾被女当事人堵在楼道里，对方凑上前揪扯拉拽他的法袍，而他只能高举双手。

　　甚至有被威胁的时候。庭审后，一名当事人带着两名小混混堵住张伟：“我记住你了。”

　　“记住就记住呗。”

　　“你家住××吧？”

　　“怎么了，有种你就去！”

　　法警后来告诉张伟，该当事人为当地的一个小地痞。

　　在岗的最后一段时间，张伟也未能平稳度过。一个老头与同村村民打架，因缺乏有效证据被驳回起诉。老头冲进庭审现场，一把抢过法槌，梆梆乱敲一顿，嘴里还念念有词：“让你不立案，让你不立案……”细碎木屑在张伟眼前飞舞。法槌被敲碎了。

　　“没了理想中的职业荣誉感，简直是别人宣泄垃圾情绪的对象，太没有尊严了。”他坦言，这种感觉很痛苦，却也没辙。在群众的法律意识停留在“为己用”的阶段，对不利于自己的判决、裁定，总有当事人会采取一定偏激行为。没有司法制裁，或许任何一个当事人都敢辱骂法官，甚至动手动脚。而法院如果因为怕出现矛盾，不敢采取司法制裁的“绥靖政策”，只会纵容违法者变本加厉。

　　浏览微博，吐槽在法官圈子里相当普遍，但鲜有人愿意跟家人提及，“穷担心”。

　　倾斜的天平

　　办理离职手续期间，张伟曾走进中国照相馆，以“留念一段过去的岁月”。这是一家老字号。摄影师前面端坐的，是一名面貌清爽、举止谦和的男青年，鼻梁上架着黑色半框眼镜，身上捂着浓黑色法袍，红色领口上钉有五粒金色纽扣。细看，纽扣上嵌有象征司法公正的天平图案。

　　付出与所得的失衡，也在考量着系统内每一个体。法官的人生天平，说不清何时开始倾斜了。

　　刚入行时，张伟特别崇拜庭室一名前辈。老同志“文革”前就在法院工作，每天抽最便宜的烟，从不受当事人吃喝邀请，两袖清风、生活简单、爱好很多，“办完案就顾自己玩”。

　　年轻人曾从老同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自我感觉最好的，是2003年前后至2007年前的时光，《法官法》通过了，身边的法官也颁发了等级证书，法官对职业前景充满了美好的预期。“但紧接着，公务员法就颁布了。哗，整个倒车就开始了。法官成为体制内的一个工具，再想找独立的司法裁判者定位，很难找得到了。这些年，倒车开得太厉害了。”

　　公开报道显示，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颁布，将法官、检察官纳入公务员体系。这一规定曾在法学界引起很大争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胡锦光指出，将法官、检察官纳入公务员管理体系，忽视了法官、检察官的职业特点和社会公众对法官、检察官不同于其他人员的期望。更有专家直言，此举将给行政干预司法留下隐患。

　　而在基层法院——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层面，法庭日益成为群众解决所有纠纷的单一渠道，承受相当大的工作压力下，执法者还要面临来自各方的监督干预。如张伟一样的基层法官，大多有过被“信访不信法”的群众搞得疲惫不堪的经历。当事人拨打一个政府热线投诉，法官就要抽时间向其征询意见，化解矛盾。为解决案件纠纷，北京市高院2010年推出递进式化解方式。申诉案件先转回基层法院筛查化解，反复处理，力争让当事人息诉。张伟直言，作为基层法官，对这种程序很反感但又不得不做，“这是一个正常程序加了一个非正常的递进式。我判了当事人输，他能对我满意吗？”

　　一名去年辞职读博的基层法官也有相似体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阐述称：“即使一个案件完结，如果有上访，上级还会要求你对此案作出说明。对于不服的民众，还要一次又一次接待安抚。一些案件，已经不能单纯依据事实来作出审理了。”

　　还有“坏人”利用制度缺陷及维稳需求，来达到自己诉求，比如，明明没有继承权的当事人，通过四处闹，迫使法院最终把房屋判给他。

　　向庭长解释离职时，张伟也有些小牢骚：“我发现工作被兑水了。”兑水，指的是在法定审判职责之外，基层法官还要搞调研、做宣传、写论文，当然也包括参与维稳，跟当事人化解矛盾。

　　关于论文、外宣及上报案例数量，据了解，每个法院都有一系列指标，然后量化到庭室，再具体到个人。比如张伟，今年上半年要完成一篇论文、一个案例。诸如他这样的法官岗，也有宣传任务，需要上电视、广播做节目，给报纸供稿。年底考核时会有加分，而化解涉诉信访，只有扣分。

　　后来，他悟出来了：指标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只会让一个单位在数据上好看，说白了，是考核领导的。

　　刚参加工作时，当年被评为全院标兵、全市先进的法官，一年结案100件。效率之高已经让同事们觉得不可思议，年结案四五十件在当时比较正常。而去年获评先进时，张伟全年审理案件256件，仅剩3件没结案，“但真累得够呛”。而今年上半年的受案数量，已超过去年全年。

　　互相作证的是，前几年，他手里的未结案一般不超过10个，去年不超过30个，到今年上半年，一下子超过100个，“我觉得自己数不过来了。”办公系统列出了全庭室的案件分配，每名法官审理任务都不轻松。有年轻法官为开庭，甚至中午饭都来不及吃。

　　他晚上会被案件有瑕疵的梦惊醒。然后早上到单位，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翻卷。偶尔在家加班，儿子伏案写作业，父亲在旁边写判决。

　　去年年底，这名棒球爱好者的一个队友在其眼前猝死，这事深深触动了他：长期在重压工作环境下，健康出问题了家人怎么办？

　　答案已经有了。

　　封存的法袍

　　6月底，张伟将领到的最后一张工资条晒到微博上，5555.8元，自己调侃“还挺顺”。上千网友转发，包括大V。有人转发时解读为北京法官嫌工资低离职。

　　“懒得去解释。”当事人称没想到大家“炒”这件事。39岁的北京土著，有车有房，父母有丰厚退休金，生活没太大负担。

　　虽然一再强调挣钱真没那么重要，甚至在公众场合提及“钱”的时候都会压低声音、含混过去，但回忆中的遗憾事也与收入有关。那是去年春节，他跟老婆的工资加起来，不够满足孩子去海南玩一趟的心愿。工作努力，年年评先进、评优秀，到头来收入尴尬，这位父亲自尊受挫。

　　他周围的年轻法官们，更为生计所迫。一名北京名校法学院硕士，买不起商品房又排不上两限房，同爱人住单位宿舍，每天从上地赶到顺义上班。甚至有人调侃基层法官、书记员都不用买钱包，反正没钱可装。“北京的基层法官很敬业的，司法改革如果能做到让这些人得到应该得到的，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

　　张伟曾期待在努力与回报间寻得平衡，如果法官算专业技术岗，按年限、考核标准去定职级、晋升，他们也不必眼巴巴地望着难以企及的正科、副处。但据《2013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近5年市高级法院开展了6次法官遴选工作，仅有83名优秀法官从基层法院遴选到市高、中级法院任职。

　　出离体制前，他还动过调动的念头，起码16年工龄没白费——却被告知没相关途径。知情人透露，部分法院内部有条不成文规定，即不准调动，要么辞职，要么留下。

　　这种不平衡感无处宣泄。“不可能没有怨，因为我的理想被毁了，但似乎跟每个人都没关系。制度是无形的，我又能去怨谁？”

　　“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将他们逼上街头，砸碎自己的铁饭碗。”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易胜华对骨干法官们的流失表示相当惋惜。他与张伟在网上认识，两人调侃、逗贫，也探讨法律事务，交情不错。

　　很久以前，易律师就隐约感觉到张伟有离开法院的意念，后者的离职，在易律师的法官、检察官朋友圈里，已经不是第一例。但他感慨，如今动摇的多是被单位重用的骨干，有的甚至已经是处长、副处级别。一个标志便是，这些人之前从未流露出转行的情绪，但近来见面会以开玩笑的形式打听律师行情，还有人沉默观望。

　　易律师呼吁，制度设计者要充分考虑基层及实际情况，让真正“做事的人”享受到司法改革的红利，激发他们的活力。保持法官、检察官的队伍稳定，也是为了保证司法质量。

　　张伟是等不到红利了。利用这段时间，张伟开车到农村，同曾经打过交道、关系不错的村干部、民调主任告别。对方很惊讶：“公务员多好的工作，怎么说辞就辞了？”

　　几天前，“瓷器”的副庭长劝他再考虑考虑，新一轮司法改革路径日益明晰，法官的状况会有改观。

　　至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的核心内容。《纲要》里提及了问题：我国对法官沿用普通公务员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也不利于把优秀人才留在审判一线；也提出对策，要坚持以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将对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建立法官员额制；完善法官等级定期晋升机制等。

　　张伟态度消极，“39岁，我等不了。我16年里没有达到在这个职业里应该达到的职级、收入与尊严。司法改革几次阵痛后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如果这是5年、10年以后的事情，那时候我都快50岁了。一辈子都在改革中度过，我会觉得太悲剧了，没有任何意义。”

　　他的手机中还存有两张旧合影。第一张是同一庭室的5个人。都已先后离开法院，有3人是今年离开的，其中包括他自己；另一张摄于五六年前，10个人的庭基层组织，至今提拔两人，一人退休，一人退居二线，剩下的6人都走了。绝大部分转型做律师或公司法务。张伟准备选择前者，收入应该会翻数倍，但他几次叹气：“我追求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通过这次转型来实现了。”

　　他现在的微博名叫“时间的灰烬”；注册邮箱是“时间的印迹”。7月15日，法袍上交，16年就此封存。

　　“这既是我抛弃了过去，也是所有的努力离我而去。”

　　文/本报记者 孙静

　　摄影/本报记者 黄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