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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孵化器的发展,离不开一座城的敢为人先

发布时间:2017-09-19 10:33:07来源:湖北日报

  

  湖北日报讯 记者 李墨 通讯员 周星

  昨日,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30周年发展座谈会暨双创峰会在武汉举行,嘉宾演讲精彩纷呈,观众纷纷用手机拍摄。 (记者 张朋 摄)

  1987年,武汉丁字桥108号。

  总参通信部武昌军代表室驻地,一座闲置的营房内,诞生了一家简陋的新型机构——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

  6间房,659平方米,为中国孵化器事业画下原点。

  30年过去,曾经的东创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55个各色孵化器、65家众创空间、4500余家在孵企业,在光谷大地上,梦想燎原。

  昨日,全国多家高新区、孵化器、学者及企业的数百名代表聚集武汉,共同见证中国创业孵化步入30年。

  4名工程师因600元坐牢

  一桩科技大案背后的体制之痛

  中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在东湖的诞生,要从多年前的一起“大案”说起。

  1982年,武汉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技术投机倒把案”。国营181厂韩庆生等4名工程师被关进监狱,原因是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图纸,编写了2万多字的《产品技术说明》,每人获得了600元的报酬。

  企业救活了,工程师却坐了牢。

  韩庆生所在的181厂,就坐落在今天的武汉东湖高新区内。

  当年,这里云集着武汉70%的科技人员,但受体制束缚,英雄难有用武之地。而与这种情况类似的,全国还有很多地方。

  最大痛点在于,当时,科技人员想“下海”创业,必须先找个单位挂靠,让其成为自己的主管部门,否则不能办工商执照。

  由于民办企业被视为个体户,无法享受国营单位的各种待遇,“下海”后的人事档案、组织关系、专业技术职务等,均没有部门管理,人才流动极为不便。

  规模小,无力置办设备、场地,缺乏企业管理经验,又贷款无门,许多极具应用价值和市场前景的科技项目,往往半路夭折。

  怎么办?

  为科技创业撑起“保护伞”

  一份石破天惊的请示报告

  1987年2月,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规划办公室,向武汉市科委递交了一份关于成立“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的请示报告。

  数据显示,1986年底,武汉高校职工总数达49374人。至1987年3月,该市共有自然科学研究机构468个,社会科学研究机构90个。仅洪山区,就有高校21所,中专26所,中央和省属科研机构22家。

  这份报告开门见山地提出,东湖地区智力密集,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占全市76%,应鼓励一批科技人员走出科研大院,创办一批民办科技企业,为地方经济服务。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经验表明,这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有效途径之一。

  科技创业的明星企业北京四通集团公司,一年产值达1亿元,上缴利税1000万元。这对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激励极大。

  但,任何创新都与风险并存。

  报告并不讳言,高新技术不同于一般技术,它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也有一定风险。尽管科技企业是从事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一支生力军,可民办企业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项新事物,发展阻力重重,困难多多。

  那些科技人员,放弃铁饭碗,须鼓足勇气。而创办民办科研机构的创业者,更要承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风险。

  为了给科技创业撑起“保护伞”,打造局部“小气候”,成立“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迫在眉睫。

  东湖开发区希望,这个孵化器,能为科技创业者提供工商登记、税务、信贷、专利、办公、通信、交通等一揽子服务,最大限度减轻初创企业的行政事务与经济负担,集中精力研发技术、开拓市场。

  这份“石破天惊”的报告,引起武汉市政府乃至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

  文末,请求事项仅有两句话:一是8万元开办经费,二是赋予“创业者中心”一定权力,使经中心审批的民办科技企业,能够得到工商部门认可,拿到工商执照。

  孕育“湖北首富”与上市公司

  一场科技体制改革的武汉探索

  1987年6月8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正式挂牌。

  武昌溪流电子研究所、实验新技术研究所、洪山区华信光电子科学研究所等3家民办科技企业,同期入孵。

  一座破旧的营房、一块牌子、一部电话,是中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全部家当。

  1985年,中国第一代激光专业毕业生孙文,从武汉一家研究所出走,“下海”创立我国第一家激光企业——楚天光电子公司。

  整整一年,他没有接到一个订单,只是靠贷款苦苦支撑。得知东创中心成立后,孙文只花了2天时间就搬了过去。120平方米免费生产场地、近100万元贷款,让他感觉“找到了归宿”。

  如今的楚天激光,早已成为光谷激光产业的领军企业,创造了36项中国第一。

  1988年,从武汉大学毕业的王丽丽,来到东创中心,创办凡谷电子。2007年,凡谷在深交所上市,孟庆南、王丽丽夫妇,一度问鼎“湖北首富”。

  1989年,中国舰船研究院技术员张海澎,在东创创立武汉三特,注册资金3万元。也是在2007年,“索道大王”上市。

  科技创富的风潮,一时席卷光谷。

  不仅提供场地、帮办执照,东创还用国家科委下拨的70万元扶助资金作担保,向银行贷款210万元,大胆对在孵企业进行投资,使陷入绝境的企业恢复生机。这或许是国内孵化器对在孵企业投资的最早案例。

  东创中心的先试先行,获得国家充分肯定。

  1989年,东创中心与英国剑桥孵化器的教授,一同受邀给全国31个省市区的科技干部,介绍国内外孵化器的建设情况,学习这个科技体制改革的新兴事物。

  次年,科技孵化器在中华大地一夜燎原。

  截至2016年底,我国已拥有3255家科技企业孵化器,4298家众创空间,规模居世界第一。

  光谷创新主体突破7万家

  一个“小世界”里的世界梦想

  第一本孵化器行业教程,第一个孵化企业产权报价系统,第一家产权式孵化器,第一家网络孵化器,第一个“创客街区”……

  激荡30年,武汉东部这片创新创业热土,不断创造着中国孵化器历史上的多项第一。

  2001年,东创中心率先提出产权式孵化器,打造了一条“骑着自行车来,开着小车离开”的SBI创业街。这个超级孵化器,不再完全依靠政府投入,而是引入社会机构、企业投资者及个人投资者,共享孵化器的物业产权。

  此后10年,它成为了光谷的创业“华尔街”,以及新生代的科技创业策源地。

  2011年,光谷第一家众创空间光谷Demo咖啡成立。近几年,光谷的咖啡馆越开越多,成为资本与创意的集聚之所。各种想法,路演,商业计划书,投资人,在咖啡杯间不断碰撞。就连雷军,也与合伙人李儒雄开起了光谷创业咖啡。

  双创时代的孵化模式,正随着80后、90后这批创业新人类,不断升级。

  Plug and play、Founders Space等风靡硅谷的孵化器,即将落户光谷。

  光谷创新中心、中英共建欧洲科技创新中心等多个离岸孵化器,却又相继从光谷走向全球。

  一进一出间,光谷的创业孵化之路,早已跨越国界。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更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创新道路。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孵化器,只是助推企业成长的一个社会组织单元。

  孵化器里的企业,甚至绝大多数小得不值一提。

  然而,我国75%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都是由这些小企业开发。在欧盟,小企业人均创新成果是大企业的2倍。

  2016年,全国逾13万家在孵企业,共申请13.9万项专利,创造了200多万个就业岗位。

  今年1月至8月,光谷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12738户,平均每个工作日新增市场主体76家。目前,光谷创新创业的市场主体已突破7万家。

  无论是体制机制创新,孕育新动能,还是发展新民营经济,30年间,光谷这些小小的孵化器里,始终装满了梦想与故事,砥砺前行。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中

  孵化器,未来路在何方

  湖北日报讯 记者 杨然

  目前,孵化器、众创空间已成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重要载体,催生出新产品、新产业、新服务、新业态,源源不断为经济发展带来新活力。

  与此同时,也出现部分孵化器过分依赖政府补贴等现象。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创业孵化如何规避风险?

  警惕孵化器沦为“二房东”

  “孵化器越来越多,难免鱼目混珠,甚至一些房地产企业来建孵化器。”光谷创业咖啡总经理李儒雄直言,好项目越来越难找。

  据了解,不少孵化器、众创空间都以收取低额租金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依靠政府政策扶持勉强为生。《中国众创空间发展蓝皮书(2016)》指出,“盈利模式单一、资金匮乏”是众创空间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同时,相关数据显示,只有入住率达到70%左右,该空间才能实现盈利,然而大多数空间达不到这个比率。

  此外,一些做孵化器的天使投资人也逐渐热衷于政府补贴、资金申请、炒作地产项目,并未对创业者提供有力支持。

  “我们要提升孵化质量,带动创业服务精益发展,不能老被别人说是二手房东。”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处处长陈晴说。

  孵化器要专业化产业化

  孵化器该如何避免泡沫化,真正发挥作用?专家认为,孵化器应向专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武汉光电工研院总经理韩道认为,孵化器应提供专业型服务平台,如光电子领域创业团队不仅需要财务、法律服务,还涉及光电子领域供应链管理、光电子领域相关知识产权管理等,如果平台不够专业,很难提供支撑。

  珠海市蜜蜂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贾凡,今年5月在硅谷考察一家孵化器,面积不到2000平方米,但已运营20年,孵化出45家上市公司。“在百花齐放的时代,必然会优胜劣汰,我们需要更多具备匠人精神的孵化机构。”

  微软加速器中国区负责人王雷认为,全球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有1万多家,80%的资金会投向20%的创业企业,这将倒逼孵化器从追求数量到提升质量。

  作为武汉孵化领域领军人物,李儒雄更加注重本地化和产业化,“孵化器项目一定要跟本地产业和本地周边资源结合,否则,可能面临吆喝半天一场空的风险。”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表示,随着科技初创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创业服务机构提供办公场地、商事代办等基础性服务不能满足初创企业的需求,创业服务机构将逐步向专业化、细分化、垂直化方向发展,围绕特定的技术和新兴产业领域,为入孵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

  不久前印发的《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科技部门将引导孵化器围绕创业企业实际需求,提供定制化的高附加值服务,加强创业辅导服务,提升孵化服务综合能力。“十三五”期间,我国各类创业孵化载体将达1万家,力争一半以上具有创业投资功能,创造就业岗位超过300万个,上市和挂牌企业超过2000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