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3年4月7日B15，原题为“光绪十六年冬季传染病补说”
《上海书评》3月17日所刊姜鸣先生《一时耆旧凋零尽——光绪十六年冬季的传染病》一文，通过挖掘“当时报纸、当事人日记、书信、诗歌来再现场景”，大体还原了光绪十六年（1890年）冬那一场正史未见记载的北京大疫，为“疾病改变历史”这一论断提供了新的注脚。
在姜鸣先生所揭示的这场时疫中，潘祖荫、孙诒经、宝廷、怡亲王等先后染疾去世，张佩纶、李慈铭等也患病但被治愈。其实，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位晚清重要人物——那桐，也染上了疾病，但他最终挺了过来。
那桐是清末政坛显赫一时的要角，交游甚广，感染时疫去世的几位人物，在《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中也有提及。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记：“潘老师前日仙逝，余往哭吊。”初六日记：“昨晚本部汉左堂孙大人诒经病故。”
在疫疠流行之初，那桐仍活动如常。在十一月前半月的日记中，我们丝毫看不出他的身体有何不妥，但到了十一月十六日，他突然罹患急病：“感冒甚重，头痛、身冷、咳嗽、流涕，终夜不眠。”这些症状，与潘祖荫、李慈铭等人的情况十分相似。当晚，他延医诊视并服了一次药。但到了第二天，病情并未好转：“身冷、咳嗽较甚，仍服沈生之药，未敢出门。”十八日，见病仍无起色，他又请了赵理臣诊视。结果次日“病未愈，口渴益甚”，这次又请了医士李少轩来，李少轩给他开的药方是“柴胡汤加减”。
柴胡本是治疗感冒之良药，李少轩这样处方本没错，但没想到那桐服药之后，“夜大作渴，病甚”。二十日，他不得已请来了陆竹君。陆竹君的办法是“投以凉剂”，其后数天，那桐的病情有所缓解。到了二十四日，病情更见好转。这天，“幹廷来，服其药”。此处的“幹廷”，正是给李慈铭看过病的吏部主事汪文枢。据姜鸣先生考订，汪文枢在李慈铭诊视时，给他服的是疏导药物，后又改温散发汗之药、清解之药。很可能，汪文枢给那桐的方子也与此类似。在服用了汪文枢的药之后，那桐“病益好”，且“始得睡”。
那桐的病有没有可能只是偶然情况，与时疫无关？现在看来，他感染时疫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在同一时期，那桐的母亲也病了，“母亲与余病同，尚未见好，万分焦灼”。经此一“疫”，那桐颇有“劫后余生”之叹，他在日记中感慨“幸甚幸甚”。
那桐和他的母亲病愈了，而另一位皇亲国戚醇王却最终沉疴难挽。对于醇王的情况，《那桐日记》中也有一笔提及，十二月十二日，“午刻到醇邸府候户部各堂公祭”，这时，离醇王去世已经有二十多天了。醇王是感染时疫去世的吗？对此，姜鸣先生也只能存疑——因为，在醇王垂亡之际，尽管曾参与治疗潘祖荫的医士凌绂曾也出现在病榻旁，却并无直接证据表明醇王罹患了与那桐、李慈铭等人一样的病症。关于凌绂曾给醇王治病的经过，现在似乎并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供参考，倒是高阳的《慈禧全传》有所涉及。在高阳笔下，凌绂曾的身份成了御医，为治疗醇王的病，凌氏和另两名御医产生了意见分歧：凌主张用与鹿茸形似而功效不同的麋角，以为可保万全；另两人则主用凉药，对于热性的补剂则坚持不可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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