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大量木材等待烧炭
图为：看火候取炭全凭经验
图为：冷炭的过程蒸汽弥漫
图为：烧炭人在烟熏火燎中用机器锯炭
楚天都市报讯 楚天都市报记者贺俊
如今，烧炭取暖已成许多人小时候的回忆，烧炭人似乎也成了传说。
在过去的3年里，56岁的当阳民警周新仕跟随一群烧炭人的脚步，从湖北到安徽，记录这一即将消失的烧炭技艺。
漳河边上烧炭窑
4年前，周新仕就开始寻找烧炭人了。
他是当阳市公安局的一名民警，2010年一次偶然机会爱上了摄影。此前，他在当地一家砖场拍摄了一对来自贵州的窑工兄弟，作品获得业内好评后，开始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普通劳动者。
由于环保原因，烧炭在很多地方被禁止，这一行业正在面临消亡，周新仕想要记录这些最后的烧炭人。
1983年从警前，周新仕曾在新华书店工作过，经常送书下乡，在山间见到过不少土法烧炭。一般人家是在家门附近挖个土窑，放五六百斤的木头进去烧，只能出约百斤炭，用来自家烤火过冬。也有专门起窑烧炭的，烟熏火燎地一烧几千斤，那都是拿出去卖的。
但是，真正开始寻找后，他发现那些原本常见的烧炭人仿佛消失了。“我托了很多人找都说很少了。”2013年秋，周新仕到本地漳河边一个叫陈垸的小地方办事，远远看见山林间有很大的烟，他心里一动，近前后发现这里有4个炭窑。
他拿出相机拍了起来。“不许拍。”刚拍了一张，就有烧炭人过来制止，警惕地看着这个外来者。一再表明自己只是个摄影爱好者后，对方仍不松口，他只得离开。
几天后的周末，周新仕又开车找来了。这里离当阳城区只有30多公里，却因山路难走，开了3个多小时才到。不抽烟的他带了几盒烟来套近乎，和烧炭人拉起了家常。“他们大概有10个人，还有女的。”条件很艰苦，就住在塑料布搭的窝棚里。
高温与苦寒
过了一个月再去找烧炭人，领头的问周新仕：你怎么又来了？“我就是来聊天的。”
发现烧炭人大多是一两个人单独开火后，周新仕决定请他们吃顿好的。从附近乡里打来散装酒，买来排骨、鱼、豆腐等食物。这里甚至没有装菜的盘子，烧炭人拿来洗脸用的洋瓷盆，周新仕用开水仔细烫了，一盆排骨就这样放在炭火上慢慢炖。“满满3大盆都吃完了。”这顿晚饭从往常的七八点提前到了五点，大家像过年一样。
那天晚上，周新仕在烧炭人的窝棚住了一夜。
下面垫着砖石，上面横一些破木板或木头，铺上稻草放上棉被后，就是睡觉的床。屋子里汗味交织，很难描述那种味道。合衣躺了一夜，他感觉有风从四处透进来。“还没到他们用炭的时候。”为了照顾他，屋里专门烧了个火盆，他注意到用的都是碎炭，并不是装箱的好炭。
这一次过后，领头的烧炭人何传龙说：“周老师，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他是大悟宣化店人，家里三代烧炭，从上一辈手中传下的技艺，使得他能拉起自己的小队伍，走南闯北地烧炭。
这份看似温暖的工作并不简单。一旦开始烧窑，窑内温度能高至1000℃，烤的人受不了，还要在旁边观察窑内的情况。“特别是5月到7月，是烧炭人最难熬的时候。”最热的时候，烧炭人会歇上一个月。此外，除了农忙，只要有活就要不停烧炭。
苦寒的冬季，人们都躲在屋内烤火，烧炭人却会稍觉庆幸，这样的天气无论是站在窑边还是冷却红炭，都要来得更方便。
一门古老技艺
在可以查询到的资料里，烧炭工艺已有六千年历史。在跟拍过程中，周新仕记录下了这一行将消失的技艺。
首先是砌窑，这是门技术活。整个窑看起来就像一个椭圆的蚕茧，上面必须形成一个拱形。周新仕注意到，何传龙在砌拱时，每砌一块砖会插上一个小木片，然后挨着再砌下一块，最后就自然成了拱形。“没有任何测量工具，也没有一根钢筋。”
砌好的窑周围会固定打进一些长木桩，上部用铁丝相连后加固，保障窑的稳定。
接着就是装窑，从里往外装，一般都是碗口粗的梨木。先是竖着摆木头，窑里最高处约1米左右，木头的长度也要随之配合。越到窑口的地方，高度越低，木头就要横着放。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干活人必须一直弯腰蹲在里面。
一口窑能装2万斤木柴，但是烧出来后大约只有8000斤，损耗很大。
烧窑一般要三天三夜。窑里木头用干柴引燃后，下部的出炭口就要全部封上，上部有几个小口子保证空气流通。封窑要几天几夜，出烟大小、闷窑时间全凭经验，火候的控制是个关键，火头过了出炭率低，火头欠了会有柴头。
等到扒开底部的出炭口，里面全是烧得通红的木炭，烧炭人就用特制的钩子把炭勾出来，再夹到一旁冷却。冷却地是提前准备好的斜坡，堆着炭灰浇了水，红炭放上去后，就用湿灰盖上。“水雾蒸腾，有滋滋的响声。”烟熏火燎，所有人的脸上都少不了黑灰。
等炭完全冷却后，有专门的机器锯炭。所有的炭都会被锯成大约20厘米长短，整理后装入纸箱，上面用英文写着中国制造，会有老板来拖走。听说，这些炭大多出口到韩国等地。
等到窑完全冷却后，下一轮的烧炭又重新开始了。为了不耽误功夫，何传龙他们一般砌4个砖窑轮流操作，基本上每天都在忙碌。
从湖北到安徽
烧炭人的队伍并不固定。有老板打来电话谈好价钱准备好木材后，何传龙会组织自己的班底前往指定地点。
在当阳利用周末跟拍近一年后，何传龙的队伍转战到了安徽。周新仕也多次利用休假时间驱车700多公里前往拍摄，烧炭地人烟稀少，最后几十公里不得不步行前往，他一住就是五六天。
从早上六七点干到晚上七八点，烧炭人连话都说得少。山里信号不好，想打电话只能举着手机往高处走。有天凌晨，出外上厕所的周新仕回来，手电筒无意一照，旁边一个烧炭人的鞋里盘着一条毒蛇，大家吓出了一身冷汗。
就这样每天重复着艰辛劳作，周新仕却发现，烧炭人很少满面愁容。何传龙家有3个孩子，夫妻俩就这样流动烧炭，每人每月大概能挣3000元钱。“他们很满足，觉得自己是在用双手吃饭。”山里没有花钱的机会，这些钱基本上都能落到口袋里。
不过，何传龙闲聊中也谈到对行业的忧虑。“烧炭不环保，现代家庭里小家电普及，炭迟早会退出生活。”几个月前，这个烧炭队伍解散了，周新仕听说他们回家了。
从4000多张照片中挑出了30余张，3月1日到10日，周新仕在汉阳的汉艺空间展出了《最后的烧炭人》，展览策展人、著名摄影批评家黄一璜评价：镜头真实、不粉饰，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周新仕却很遗憾，一个多月前手机出了问题，何传龙的电话找不到了，他原本想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展览。“他们很少到城市里来。”即便是与他留影，也仍有几人不愿意出现在镜头里。（图片均由周新仕提供）
（作者： 编辑：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