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仅不会放慢开放的步伐，反而会通过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请进来走出去并举，使中美双方企业努力在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结成利益共同体，让两国人民真正受益，“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那些不得人心的做法注定不会长久。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所显现出的恶化趋势，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相应的反应，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带来不确定性更强的冲击。未来中美贸易走向何方，会对中美双方乃至世界经济造成何种影响，已成为当下全球关注的热点。
研判中美贸易摩擦，探讨其原因，努力寻找呼应双方关切、双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的理性解决方案，是当务之急。目前来看，现有的代表性观点认为，美国似乎对于自由贸易的态度发生逆转，主导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打贸易战以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二是通过打贸易战转嫁国内矛盾；三是期望以贸易战的方式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继续维护自身全球经济霸主地位。果真如此，美国的目的能达到吗？
自由贸易助力现代文明跃迁
从理论上来讲，自由贸易源于经济学中自由主义的理论支撑。经济学中自由主义的根本特点是信奉“无形之手”的基础性功能。依据其对“无形之手”信仰程度之强弱，大致可将自由主义分为三派：以《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作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以《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自由主义。
经济理论和世界经济发展实践向我们展示，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各国也各有其不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基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基础性工程，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不断迈向新的成功；生发于中国改革开放沃土的这一命题，其自恰的理论逻辑、厚重的历史逻辑、生动的现实逻辑，向世人鲜明地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的现实性和真理性。
“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分工。分工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自我积累和扩张的过程，是劳动生产率提升、报酬递增乃至增长加速的内因和有效途径。劳动分工、迂回生产和生产链的不断扩展三者相辅相成、不能分割，即随着分工的扩展和深化，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迂回程度不断加深，生产链条不断延长，逐渐产生了分工的网络效果。
与此同时，斯密也提出了“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这一命题，这一命题是“可在所有经济学文献中随处可见的最有启发和富有成果的概括之一。”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逐步网络化，突破了国别市场规模的限制，全球分工体系愈加清晰，推动现代工业文明不断扩张和跃迁。比较优势理论（包括绝对比较优势、相对比较优势）为世界经济增长某一阶段提供了简洁而准确的解释。但一国比较优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很大的变化，会有新的比较优势代替旧的比较优势，而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世界贸易格局的嬗变很容易引发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
世界经济增长史告诉我们，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其对国内市场的保护较之于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目的就在于实现比较优势的跨越，从全球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演进。而在这种演进的过程中，各种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应运而生，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随之出现。从历史发展来看，贸易摩擦乃至冲突一直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化演进即清晰地表明，自由贸易一直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以自由贸易为根本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个别国家所谓的逆全球化行径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实乃螳臂当车，在现实面前势必碰得头破血流，必将遭到历史的唾弃。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升级遭美打压
据世界银行2017年世界各国GDP总量矫正数据，按照万亿美元为单位进行统计，2017年排名前10位的国家分别为美国19.39，中国12.24，日本4.87，德国3.68，英国2.62，印度2.60，法国2.58，巴西2.06，意大利1.93，加拿大1.65。
回望2007年的世界经济，中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23.7%、日本的75%。而10年之后的中国经济总量则增长为美国的63.1%、日本的2.51倍、德国的3.33倍，以及分别相当于英国、印度和法国的约4.7倍，巴西、意大利的约6.1倍，加拿大的7.4倍。
在经济总量大幅跃升的同时，中国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渐进优化。这就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这也是个别国家制造“中国威胁论”的深层次刺激因素。而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即源自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的持续提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在全球产业体系分工中的地位呈现出“三步走”的态势。第一步，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主要以“三来一补”，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第二步，加入WTO之后，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生，高科技类外资企业逐渐加大投资，成为中国出口的主力军，中国企业则在“干中学”中成长；目前在向第三步转换，即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正逐渐崛起，中国的制造业加速升级换代，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替代外资成为出口的主力，而美国所担心的正是我们发力的第三步。无需用多么高深的数学公式即可理解，两大经济体在全新领域中所进行的高度同质化的产品较量，必然会产生摩擦和矛盾。
再看美国大谈特谈的贸易逆差。一个国家之所以有贸易逆差，是因为此国有“顺差”的内容。甘蔗没有两头甜。对美国来讲，既想得到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收益，还想要有竞争力下降的行业之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就有点贪心不足了。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实得益于国内低端产业的外流，美国可以将更多资源优先配置于比较优势产业，从而保持其高科技产业、金融服务业等优势行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如果美国真想通过所谓“贸易战”的方式消除逆差，为何重点打击的反而是中国的高端制造业领域，甚至不惜伤及产业链上的本国企业？
美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真实目的不在于所谓降低贸易逆差，而是要阻止中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这一点，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更直白而言，即使是我们开启“买买买”模式，彻底消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及高端制造业，美国仍然会采取各种手段予以打压。可以说，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不是所谓贸易逆差，这只不过是一个遮人耳目的幌子而已，以求得到不明真相的国内民众的支持；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处在于美国政府要通过贸易摩擦乃至贸易战的方式阻遏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技术引进对一国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至关重要，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丹麦裔经济学家雅各布·马德森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IT泡沫、房地产泡沫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做出准确预测的学者，他曾经使用专利指标和重新定义的TFP（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构建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1870—2004年间的数据集，检验了国际贸易所产生的技术溢出与TFP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TFP增长与技术引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870—2004年间，按5%的折旧率计算，OECD国家的技术引进增加了386%，技术引进带来的TFP增长率为93%。各国技术溢出与TFP增长率的变化是一致的，TFP增长最强劲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和法国）也是技术引进增长最多的国家。
通过技术引进，发达国家才有今天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但个别国家得了健忘症，很容易忘记历史，忘记了别国的科技、人才对本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的重大贡献。历史上的中国，四大发明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个别国家看到中国发展了，特别是科技创新突飞猛进，就坐不住了，通过各种市场的非市场的、台上的台下的手段阻挠中国的技术引进，甚至对留学生的规模、研究领域都作出了限制，实在是让人不齿。好在中国人是不怕打压的，我们现在的条件相较于创造“两弹一星”的时代，强的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实现科技强国的梦想是任何人也遏制不了的。
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
邓小平说过：“中国人有自信心，自卑没有出路。过去自卑了一个多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庞然大物吓唬人，中国人不怕。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抗美援朝打了三年，我们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传统……我相信，在外国的侵略和威吓面前，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怕。”面对中美贸易摩擦，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关键是要立足于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少说多做，埋头苦干，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才是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问题意味着发展的新空间、改革的新目标。中国广袤的地域，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所形成的自然“压差”，为我们的改革提供了宽阔的回旋余地，中国经济的韧性亦由此而来。形势愈严峻，我们的思想愈要更加解放，改革愈要更加深化，开放愈要更加扩大，制度创新愈要加快推进。工作千头万绪，如下围棋，紧要处只是一两手便决定了全盘的胜负。着眼当前和长远，需紧紧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牢牢抓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不放松，对内持续全面深化改革，对外更大幅度推进开放。
第一，继续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一带一路”为全球提供新的公共产品，释放各国发展潜力，本质是实现经济大融合，为推动世界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我们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原则，顺应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大势，本着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世界更加普惠平衡地发展、贫富差距鸿沟的弥合提供新的广阔机遇，继续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第二，继续推进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为稳就业作出实质性贡献。在消费和出口低迷不振的状况之下，如果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出现，将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因此，在坚持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通过加快推进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重点弥补中西部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对于稳就业、促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以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抓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这是解决政府债务社会化、区域债务全域化的关键，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的关键。
第四，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一是下更大力气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重点领域的门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二是进一步落实好减税降费措施，多措并举降低企业成本；三是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传导机制，特别是在审慎监管基础上鼓励社会资本成立金融机构，深化金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从根本上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第五，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最近，有学者采用横跨1270年至2010年的英国经济数据，对英国经济率先突破马尔萨斯式增长陷阱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成因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教育是推动英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首要因素。过去740年英国的年人均GDP增长率是0.5%，教育贡献了其中的59%。作者认为，即使是制度因素也可能是通过影响教育或创新，进而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累积是推动人类社会跨越经济增长各历史阶段的关键因素，可以说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同。
近几年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上，有一种观点把中国人口红利下降归因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中国人口红利下降固然有适龄劳动力相对不足的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素质不能适应我国现代化发展阶段的要求，无法跟上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无法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劳动力出现结构性匮乏。我国的工业化已经处于中后期阶段，而人力资本仍处于工业化前期的水平。全方位加大教育投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教育模式，实现教育服务均等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基础性工作，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性基础性工程。
最后，当下的国际社会，正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我们有责任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美贸易摩擦非短期能够彻底解决，这一摩擦将会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持续存在，或大或小、或激烈或缓和。如何稳妥管控双方之间的分歧，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一方面，美方要真正认识到，通过打压的方式阻遏中国的制造业升级甚至现代化进程，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国只会愈压愈强愈挫愈奋。在这里，我们要“感谢”美方的所谓极限施压，这种“压力测试”会帮助我们找到发展的不足、发现体制机制的短板，通过此种方式倒逼我们的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亦不失为一件好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清楚美国政府的真实企图，我们绝不会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我们深知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不仅不会放慢开放的步伐，反而会通过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请进来走出去并举，使中美双方企业努力在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结成利益共同体，让两国人民真正受益，“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那些不得人心的做法注定不会长久。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特别指出：“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四个自信”，立足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无论经历多少次狂风骤雨，中国经济的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永远在这儿！
对处于中美贸易摩擦此时此刻的我们，重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一段话亦极有必要：“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