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先生不“鬼”。
他叫滕树楼。性格耿直，说话一板一眼。之所以叫鬼先生，是因为干了十七八年的活计——“撵鬼”。
大碗盛水，水上置针，念念有词。针头冲哪，哪就有问题。主人要赶紧摆上粑粑，烧香上供。谁家有人病了，都要请他“打扫”。这对鬼先生意味着红包和鸡蛋。
对于地处重庆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长春村，这已是过得去的活计。
长春村村民在平整出来的田地里栽种桑树苗。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山深路短，坡陡地稀，“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鬼先生有肺病，几亩薄田仅够口粮。作为低保户，一年收入只有几千块。村干部为破除迷信做了不少工作，鬼先生脾气直：我要吃饭，娃要上学，不干这个，谁给我钱？
他也知道“这是骗人”。但想想自己快六十的年岁，“不干这个干啥子？”
早几年长春村靠养殖、外出务工摘了贫困帽，但产业散小杂、增收渠道窄，脱贫如同沙上建塔，返贫风险大。2017年，七成田地撂了荒，“茅草高得看不见娃”。村民都说问题出在村干部身上——敷衍塞责、优亲厚友。村主任和村支书被处分前，“村民对着支书骂村长，对着村长骂支书”。
2017年重庆市精准识别出18个深度贫困乡镇，整作风、树产业，长春村所在的黔江区金溪镇就在其中。兼任村支书的副镇长杨胜前一上任，就提出成立蚕桑合作社，鼓励村民土地入股。
第一次开动员会，就请不来人。
是驻村干部王雪生把鬼先生从床上“逮”起来带去的会场。会是开了，态度还是硬。“种这能挣钱？”“村干部是为我们？”他不信。转身去撵鬼。
修产业路，所占田土能折算入股。鬼先生不买账，愣是在刚拓好的路中间种了两棵李子树。村干部前脚做工作，他后脚就要“反面宣传”。
杨胜前知道，撵鬼先生在村里有威信，“拿下”他工作才好做。
一得空，他就来，没进门，先扯起嗓子，“老丈人～吃根烟！”思想工作有时在鬼先生家的板凳上，有时在他酒兴正酣的杯盏前，有时在扫帚翻飞的猪圈里——给村民打扫卫生是常事。
搭蚕棚、装设备，忙到凌晨三四点也是常事。鬼先生记得，有一次升降机坏了，杨胜前半夜赶来修到天明。还有一次，王雪生在蚕棚里过了夜。
鬼先生知道，村干部不一样了。“以前说了就走。现在半夜落实半夜走，五更落实五更走。”
他不知道，为了“落实”，村干部给自己立了“军规”，“绝不允许无担当、无作为。”谁家说不通，“厚着脸皮”再去，最倔的一户上门不下四十次。还要学技术、拓市场……杨胜前一年多没吃过午饭，半夜还在手机上解惑。
真正打动鬼先生的，是村干部算的一笔账：一亩田地保底分红300元，在合作社务工每天有80元工资，到蚕桑盛产期还有盈利分红。“你不能跟钱过不去撒？”杨胜前激他。
就这样，鬼先生被选为合作社监事。去年，两口子在合作社务工，加上保底分红，账本上多了3万元。
黑白电视换成了29寸液晶平板，“70多个台！”新置办的洗衣机，“能甩干”。儿子的学费备下了，房子来年还想扩建一层。“能想到吗？家门口都能赚到钱了。”站在蚕棚前，鬼先生乐了。
蚕丝质量好，供不应求。2018年长春村已成立五个合作社，全村485户中有357户入股，人均年增收约1200元。撂荒地盘活了，留守老人、妇女有了新出路，降低了新生贫困风险。昔日的“落后村”成了重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试点村。而那18个深度贫困乡镇，村村都有这样的产业。
“发展产业，老百姓兜兜儿鼓了，对干部自然信任，再号召啥子，越来越支持。”杨胜前说。长春村从全区上访大户变成了“老末”。再入户，村民主动往村干部手里塞鸡蛋，不要，有人会急，“是不管我们了吗？”
鬼先生没怎么说过感谢的话，就是听说杨胜前升任镇长时，煮了锅过年才吃的刨汤。他说，常回来看看。
鬼先生已经两年没“撵鬼”了。傍晚7点，他才收桑回家。刚参加的饲养培训要琢磨，还想劝那个在新疆采棉花的老乡回家养蚕。
他太忙，“不得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