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圈丨选秀12年张远回炉：小鲜肉变大叔脑残粉已成社会中坚

发布时间：2019年05月15日10:29 来源：贵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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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张远和至上励合的成功，从来不是基于当代偶像产业逻辑上的成功。甚至可以说，其建立在《棉花糖》彩铃大热上的成功，逻辑恰好与当今的偶像工业背道而驰。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增长，导致了网民几何级数的增长，让这个世界开始进入不一样的轨道。越来越多的网民，越来越少的共识，“大众明星”消失了，再也没有什么能让一个明星引发共同的关注与喜爱。如今的选秀，面对的则是追星史上最成熟的一群“专业粉丝”。看选秀节目对她们来说，不是要爱上谁，而是要按照自己的喜好，挑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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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狠狠红编辑/杜藤

选秀节目如同时代的页岩，是一种关于时间的记录方式。

张远参加了《创造营2019》。在创造营踢馆赛上，他翻唱了《侥幸者》，但没有获得一致认同。郭富城很喜欢他。在导师讨论环节，郭富城力主留下了他，第一赛段结束后，再次选择保送他晋级。两次公演结束，张远的人气徘徊在12名边缘——看上去出道有望，但谁都知道，机会并不大。

张远是第一代选秀的产物，是2007年的“快乐男声”。在综艺行业里，从2004年到2013年的湖南卫视“超快”系列，被认为是第一代选秀；2005年超女的巨大成功，让这一年成为“选秀元年”。第二代选秀节目以2012年由灿星制作的“中国好声音”为代表——最重要特征是没有公众投票，也不试图调动场外热情，晋级与否全由台上的导师说了算。2018年的《偶像练习生》与《创造101》开启了第三代选秀，但人们不将其命名为“选秀复兴”，而是再一次的“元年”。

张远（左二）参加《创造营2019》

三代选秀，记录了三个时代。第一代选秀的选手发愿词通常是“音乐梦想”，参赛选手大多以陶喆、王力宏、张惠妹、孙燕姿为偶像，唱着他们的歌，幻想有一天成为类似的明星。第二代选秀的重点大多在导师身上，台上的淘汰既不戏剧也不激烈，获胜选手在人气方面更是不值一提。眼下如火如荼的第三代选秀让人们再次投入造星的狂热，但选手们心心念念的不是“音乐梦想”，而是“出道”。

选秀当然可以参加两次，比如12年后重新走上《创造营2019》舞台的张远和马雪阳。不过，如同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时代在一个轮回中不断制造新生，也不断带来消灭。看上去相似的形态背后，是截然不同的历史印记。

2007年，张远还是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在读大学生，参加遍南京各种大学歌唱比赛，所得的荣誉让他信心满满地参加了湖南卫视的第一届快乐男生，并以第一名的成绩从赛区突围，进入总决赛。那年他22岁，在总决赛13强里年龄偏小。不过大家的年龄差距也不大，除了被称为“大叔”的吉杰和被称为“王老师”的王铮亮以外，其他人均为80后，且基本分布在84-86年龄段，正是读大学的年纪。

张远是HOT的粉丝。HOT、神话是影响亚洲的第一代韩国男团，其后是东方神起、super junior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韩团。2007年已经是第二代男团的天下了，由此可见，在节目里自豪说出偶像名字的张远，是“男团偶像文化”的中国初代受众。不过即便是现在，在大众类选秀节目上唱韩文歌，仍然算得上一种任性的行为。所以，在唱完偶像的代表作《we can do it》之后，张远惨遭淘汰。

第9名之于选秀节目来说，是一个得来不易，却不会被记起的名次。任何一年的选秀，最终被记住的只有几个名字而已。好在比赛之后，张远面临的新选择是——“组男团”。

“组男团”在2007年还是新鲜事。当年4月，经纪人司捷刚刚加盟天娱，担任经纪总监。在那之前，司捷一直混迹于各种韩国娱乐公司的中国分公司，被认为是先进娱乐生产力的代表。他甫一加盟天娱，便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推出打造中国男子偶像团体的计划。

这当然是机会——对于那些未能进入总决赛的选手来说，能加入男团，总比各回各家要好，是失败剧本里的一线阳光。但对于进入总决赛、且有望争取不错名次的选手来说，这又是一片不祥的乌云。比如，刺激苏醒、魏晨、俞灏明等选手的粉丝们投票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有传闻说，“进不了前三的选手都会被天娱弄去组团”——颇有发配和流放的意思。

张远进不了前三，他选择了接受司捷递过来的橄榄枝。作为HOT的粉丝，他对男团没有那些号称抱着“音乐梦想”的选手那么抵触。而作为唯一一个入围总决赛13强的选手，他也毫无疑问地成为这个新男团的队长。其他团员包括当年19岁的刘洲成，他留着一头如今看起来杀马特洗剪吹风格的金色头发，被认为是“悲伤美型男”，外号“刘小美”，大约是这个男团的“美型担当”。还有21岁的李茂，在快男之前就多次参加过选秀，唱跳尚可，他成了这个男团的“舞蹈担当”。同样21岁的马雪阳因为长相纤细，会拉小提琴，也是男团的必然人选，成了“音乐担当”。再加上从天而至的韩国人金恩圣，这个符合2007年人们想象中的男团，就此拼拼凑凑地成立了——和如今成绩最优秀的选手组团不同，2007年的男团，用的是选秀比赛里的“边角料”。

2007年，至上励合组合拍摄MV《棉花糖》时的造型

男团的名字迟迟不定。一开始，人们亲切地以“快男五小强“称呼他们，或者直接称其为“组合”。久等不至，渐渐地，这个尴尬难产的偶像组合的称呼又变成了“囧团”——“囧”在当年，是如同现在“c位”一样的网络红词。直到2008年，在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之后，这个男团才正式公布名字，叫“至上励合”。这个最初不被看好的男团，在2009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就如张远在《创造营2019》踢馆时所说，“拥有了最好的开始”。然而，他同时也说，“我们真的没有这样一个体系”，“本土还没有迎来真正属于团体的环境和舞台”。

实际上，至上励合的记录并不由其忠实的粉丝构成——这是12年后才渐成规制的偶像与粉丝的关系。那时，红不红这件事体现在移动、联通的彩铃上。2009年，《棉花糖》成为动感地带彩铃年度第一，第二名是林俊杰的《小酒窝》，第三名是周杰伦《稻香》，张靓颖的《画心》只排在第四位。

彩铃离开流行文化很久了，久到人们已经不太记得起它曾经在生活中的影响力。在那些年里，彩铃是拯救没落音乐行业的最重要法宝。无论是歌手还是“选秀歌手”，想要得到证明，想要扬眉吐气，都需要在彩铃上博出一片天地。在这个领域里，周笔畅有《笔记》，黄雅莉有《蝴蝶泉边》，张靓颖有《画心》，李宇春有《下个路口见》，陈楚生有《有没有人告诉你》，以及至上励合的《棉花糖》，都是肉眼可见的“选秀之光”。

这些歌曲的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人民的选择”——一首能在大众层面流行起来的歌，必然符合流行趣味，是“公选”的结果。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面前，粉丝能做的贡献微乎其微。另外一层因素，是单一强势渠道的推广。作为市场的绝对垄断者，移动和联通牢牢占据着曝光量的入口，一首歌经过他们的力荐，很难不被人所熟知。

陈楚生表演《有没有人告诉你》

拥有一首“选秀之光“，对选秀歌手来说意义重大。首先，是因为“歌曲”这件事本身足够重要。在十年前，虽然明星有“实力派”和“偶像派”之分，但“偶像”却是一个尚未诞生的职业。“歌曲”仍然是歌手最重要的商业价值载体，“唱片销售”模式虽然在十年前就已经衰落，但“彩铃”填补了这个空缺，成了一个歌手获得收入的最主要方式。

其次，“彩铃”也是选秀明星具备大众影响力、国民欢迎度的证明——这关乎一个明星的“合法性”。当时还没有“出圈”这个词，但选秀歌手的“圈层”真实存在，并且残酷冰冷。选秀明星处于行业鄙视链的底端，“他们只是拥有了一群脑残粉，其他什么也没有”——这是人们提到选秀歌手时最常见的态度。最热门的bbs天涯论坛，在其最热门的板块“娱乐八卦”下单设了一个子栏目“超级秀场”，任何出道一年之内的选秀明星，只能在此处被讨论，不可以进入主版。如果有人胆敢破坏这个规定，则会立刻被删帖处理。

这一道墙，清晰地把“脑残粉”与“大众”划开。这一道墙，本身的立场也极其分明。这是2009年时的商业逻辑——与庞大的“大众”相比，“脑残粉”太不重要了。一个大众向的论坛，必须要好好呵护大众的感受，维护大众所热爱的氛围，才是正确的运营逻辑。

这个逻辑也被当时的行业人士认同。2009年，时任华谊音乐董事总经理的袁涛，在刚挖墙签下陈楚生不久后的一次采访里谈到，“人气不等于市场。比赛结束以后就是艺人，而不再是选手。我们不去考虑选秀的时候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你已经是什么样的风格”。“粉丝无用”、“风格无用”，这是彼时袁涛的观点，好好做一首能流行到街头巷尾的热门金曲，才是最重要的。

可以这么说，在10年前，张远和至上励合的成功，从来不是基于当代偶像产业逻辑上的成功。甚至可以说，其建立在《棉花糖》彩铃大热上的成功，逻辑恰好与当今的偶像工业背道而驰。

十年前的粉丝和如今的粉丝，虽然在外人看来都同样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但其实这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选秀粉中曾流传过一句话，“得女文青者得天下”。这句话可以体现在早先的几届选秀里。2005年的“超女”几乎是女文青的团战，李宇春、周笔畅和张靓颖各自拥有一票死忠粉，最热闹的战场除了百度、天涯这样的大众论坛外，话题还侵入到彼时盛行的大大小小的文艺论坛中。李宇春的最终胜利，可以说是一群更加纯粹的女文青的胜利——张靓颖的粉丝群体里男性比例不低，这便不如清一色女性粉丝构成的李宇春王国来得“纯洁”，而这也更激发了“玉米”们的斗志。

2005年超女冠军李宇春在2015年的选秀节目《燃烧吧，少年》中担任导师

在那些年里，“女文青”是网络上的核心网民，她们容易感动，喜欢分享感动，兼有不错的表达能力，动辄长篇大论，是传播链里的主导者。她们多半有工作经历，是商业逻辑里有消费能力，也有行动能力的一群人。

2006年，女文青在尚雯婕身上看到了可以被歌颂的意义。尚雯婕毕业于复旦大学法语系，做过白领，辗转三个赛区，最终走上冠军奖台，正是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2007年陈楚生的夺冠，依然是女文青的大捷。陈楚生在比赛里的选曲大多来自齐秦、许巍、汪峰；他是抱着木吉他唱民谣、带着南方口音的“楚公子”，他不唱rap不跳舞，年龄在总决赛选手里也偏大，但女文青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故事”二字。如果说，李宇春和尚雯婕代表了女文青们想成为的那个人，那么陈楚生则是她们心底里爱慕的对象。

但在那之后，“得女文青者得天下”这句话便不再通行。一来，连续几届选秀比赛已经完成了对适龄女文青群体的收割，二来，整个世界开始在移动互联网的冲击下，进入“太长不看”时代——女文青所拥有的话语权一落千丈，文字不再是整个追星过程里最能引起共鸣的部分。

新的时代，照片、视频、段子的意义，开始超过“写文”这件事。

第一代选秀节目塑造出来的最后一位偶像是华晨宇。这个1990出生的湖北男孩像是两个时代迭交期间的产物——他的人设实在是太具有漫画感了：家境优渥，天资卓越，自闭儿童，人群恐惧，人生似乎心无旁骛只为了唱歌这一件事情而来。这种形象在漫画里俯拾皆是，而华晨宇在比赛里恰如蠢萌版的流川枫，专业上的高能与生活中的低能形成反差，同时也成为“萌感”的来源——虽然很多年以后，他的粉丝渐渐发现，真实的华晨宇并非如此。

那时，华晨宇的外号是“火星少年“。只需要这四个字，你就能理解他和李宇春、尚雯婕、陈楚生们的不同。

“火星少年”华晨宇参加2013年快乐男声

那是2013年。曾经选秀里的重要类别——“酒吧歌手”“流浪歌手“的故事感和吸引力，在时代选出华晨宇的那一刻，可以说完全退潮。那些故事太远太旧太老了，甚至是，太穷了。在富足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届观众，已经无法从老套的故事里找到共鸣。理想仍然是一个美好的词语，为之努力也仍然是值得喜欢的品质，可是，如果故事发生在家境良好的“富二代”身上，难道不比“为了生活所迫而走上了这条路”更加动人、更让人容易代入么？

新的共鸣轰隆隆碾压而过，一时间取代旧的共鸣成为时代主流。然而，在互联网的加速作用下，新的共鸣也很快就被更新的共鸣所替代。

新世纪里的偶像，如你所见，都更加“参数化”了。

他们显而易见的——更高。2007年快乐男声13强里，大多数身高在180以下。2018年的“偶像练习生”里，9位出道选手中，7名身高在180以上。今年的创造营，也让前来再就业的“马老师”马雪阳在看台上多次发出“现在的小孩怎么这么高“的感慨。

显而易见的——更年轻。仍然以2007年的快乐男声13强为例，当年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3岁，而2018年的“偶练”，9名出道选手的平均年龄只有20岁。

显而易见的——更会跳舞。跳舞这件事在2007年是无法得到广泛传播的，那还是PC电脑的时代。只有在当下环境里，视频才会取代音频，成为最易传播的格式。当整个世界都在往更加“视觉化”方向发展的时候，“跳舞”这件事当然可以获得更大的权重。

13届快男在2019年4月的《王牌对王牌》节目中重聚

除此最核心的这几项之外，与当年的选秀选手对比，新一代选手们对于成为偶像的自觉还包括，几乎个个都是“美妆少年”。这让黄立行忍不住在《创造营》的课堂上问，“你们怎么妆都化那么浓？”“化妆弄头发花多少时间？”当他惊闻男孩子们每天要为此耗费1个小时后，忍不住建议他们多去运动，锻炼身体，少在镜子前浪费时间——10分钟在他看来已经是极限了。但隔着屏幕，拿着手机追星的新时代少女们，对此则表示，“黄老师说的都对，但他不懂现在的行情。”

“更参数化”的偶像意义，便是更具有“可消费性”。一款手机会告诉你它的处理器型号、内存大小、屏幕尺寸、像素高低，以供消费者选择。而这些选秀选手们则同样，明明白白地在追星少女面前摊开了他们的优势——身高几何，腿长多少，跳舞和唱歌，哪一项更在行？可甜还是可咸，是要笑起来暖心还是绷着脸的高冷？

曾经的选秀，面对的是大众化的电视观众，他们多半没有追星经验，懵懂地随着节目进程，被打动，爱上了谁，再一步一步学习做粉丝。而如今的选秀，面对的则是追星史上最成熟的一群“专业粉丝”：她们慷慨，有着为偶像花钱花时间的良好消费习惯；她们训练有素，爱上一个人时，吹彩虹屁打投反黑样样拿手，但也永远在搜寻新偶像的路上。看选秀节目对她们来说，不是要爱上谁，而是要按照自己的喜好，挑选谁。

是谓“pick一下”——与在货架上购买商品一样的，pick一下。所谓“偶像价值”，从这个层面上说，约等于“可被消费的价值”。

哇唧唧哇CEO龙丹妮在2015年便说过，“这是一个不会再有巨星的时代”。作为第一代选秀和第三代选秀的亲历者和幕后推手，她对于当代偶像文化的生长土壤有着清醒的理解。而她的老对手——当年深信“选秀无用论”的华谊音乐总经理袁涛，如今已经离开华谊，成立了新公司。去年，他的公司向《创造101》输送了陈意涵，第14名。